“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炼成记 - 图文(2)

记者：你主政巴东后，工作一年一个主题。2012年是交通建设年，2013年城镇建设年，2014年旅游建设年，今年是旅游提升年，这一步步有着怎样的逻辑？

陈行甲：县域发展要立足自身实际，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巴东境内海拔从175米到3005米，全县耕地平均坡度28度，农业能发展到哪里去啊？至于大工业项目，人家疯了才会跑你大山里来办大企业。但巴东大山大水大美，就是优势，而且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这里正处长江三峡的巫峡、西陵峡，西靠恩施、重庆，东靠宜昌和两坝，北边是神农架，南边是清江、张家界，巴东是一个发展旅游的“黄金节点区”。

我曾用诗来写巴东旅游：“我守在你必经的路口，如果你没有多看我一眼，那只能说明我太丑。”巴东景观天生丽质，“太丑”是指基础条件。那我们就把“丑”扮靓。交通建设年开始，我们打造县域“丰”字形大交通格局，3年争取交通项目50余个，不含高速公路，总投资26亿多元，力度前所未有。全县322个村全部通了水泥路。打通干、支、微通道，方便百姓出行，也吸引游客进山。城镇建设年开始，我们提出“打造长江边最干净的县城”，成效明显，游客来了，看着舒心，住得舒坦。

去年以来，宜巴高速通达巴东，连通东西；连接神农溪至神农架的“双神”旅游公路通车，贯通南北。巴东靓了，兴旅游的黄金期到了。

当然，说根本出路是兴旅游，不是说工业不搞了，农业也不要了，工业农业都要搞，但都要围绕旅游做文章。

记者：前不久，你在野三关镇巴东二中与学生交流的视频刷爆微信“朋友圈”，大家看到你像大哥哥一样跟同学们交流，很感动。听说你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去学校听课、讲课、交流，像你这样做的县委书记还真不多见。人们说，教育很可能是你在任期内难以收获的政绩，肯定不如抓项目来得快。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陈行甲：我一直觉得，贫困分为两类：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物质贫困还好解决些，精神贫困更可怕。巴东精神病患者就有1587人，重度721人，为什么会这么多？山区闭塞，人们受教育不够。教育是塑造人的精神的，人的精神没了支撑，就容易苦闷，苦闷到极端无法排解，精神就容易出问题。

解决精神贫困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教育。我个人来说，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关注教育，很看重去学校跟老师和孩子们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得到了激励，老师们受到了重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去做。每次到边远的山村走访，村小学是我一定要去的。

现在，巴东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去年，巴东一中有15人考上清华和北大，今年又有9人达到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外界称之为大山深处的“巴东教育现象”。大山里的孩子有出息了，我就很自豪。 谈民生——

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

记者：来巴东不久就走遍了所有的边界村，个人微信“朋友圈”超千人，有人称你为最接地气的县委书记，是这样的吗？

陈行甲：最接地气，不敢当。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总指挥”，做的就是天天面对群众的事，可不能高高在上。

八百里巴东，是个“哑铃型”，东西宽仅10.3公里，南北长有135公里。全县近50万人，生活在大山里，其中有17.29万贫困人口。大山里穷到什么地步，你们不亲眼见，根本想象不到。我们有14个边界村，属于穷中之穷、贫中之贫，那种家徒四壁景象，看了让人窒息般难受。

我曾两次自带帐篷徒步穿越小神农架，每次耗时将近一个星期，走到巴东最北的沿渡河镇送子园村。实地调查之后，我们就研究方案，把这个村整体搬迁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到最南边的金果坪乡边界村，小轿车一路颠簸，走了6个多小时。我是县委书记，坐小车，路线安排合理，还这么不方便，可以想象我们老百姓到镇上、到县里办事，是多么艰难。后来，我们提出加快交通建设、“农民办事不出村”、“结穷亲”等等，都是走边界中“走”出来的思路。

我包里随时带一张巴东地图，每次到乡镇开完会，就摊开地图一看，不打招呼，直接到最穷、最边远的村去。不一定每次都能想得出脱贫致富的办法，但作为县委书记去看看群众，是能够做到的吧。群众觉得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一定会增加艰苦奋斗的信心。 记者：巴东干部“结穷亲”，从方法上来说，算不得多大创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制度设计。但巴东专门成立“结亲办”，还放在组织部办公，年复一年坚持做下去，就很不简单。为什么要花这么大气力？

陈行甲：干部“结穷亲”，是我觉得到巴东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初，长江巴东网“干部结穷亲”专题的卷首语，我是这样写的：“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制度出来，干部们很快行动起来，3年多来，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1210人、一般干部137人、企业家和社会人士73人，共结对贫困乡亲1422户，直接受益困难群众达4000人。

我对干部们说，我不要求大家给多少钱，但心一定要去。事实上，“结穷亲”涌现了很多感人事，不是几个人的事，是一大批人的事，有次在大会上我讲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庆平，他结对一个孤儿。这个孤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喊他爸爸，喊他爱人妈妈，假期回来就住他家里。我说，给他买了几件衣服、给了多少钱，这些细节我都不用问。“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这孩子喜欢住在他家里，就说明了一切问题。 记者：2011年12月4日，本报曾发报道《小山村的“最爱”》，报道你到“艾滋村”，和艾滋病人握手，交谈，一起吃饭夹菜的事。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行甲：那个时候，我们县有457名艾滋病人，社会歧视他们，他们中一些人就自暴自弃。一些不法分子经常出50块钱一天请他们去上访、堵路、闹事。艾滋病人闹事，一度成了一个顽症。我想，要社会消除错误认识，关心艾滋病人，你喊一千遍一万遍还不如跟他们一起吃顿饭，一起喝次酒，一起聊个天。那次，我给他们每个人夹菜，他们都很注意，不给我夹菜。内心来讲，给我夹菜我肯定吃，我知道那确实没事儿。

当然，除了一起吃饭外，我们还多方面关心这个特殊的群体。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以后，3年多了，巴东艾滋病人自立自强，再也没有被人怂恿去闹事。

谈个人——

我见不得穷人受苦。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记者：你办公室挂着母亲的遗像。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多次提到母亲。母亲对你影响很大吧？

陈行甲：是的，母亲从小对我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一生。我小的时候，村里有个邻居，大家都喊她王伯娘，她家有七八个孩子，丈夫又病逝了，日子异常艰难。因为她嘴巴不讨人喜欢，很多人都不愿与她打交道。家里缺盐缺米时，她唯一能借到的地方，就是我家。母亲常对我姐弟俩说：“要是我们不借给她，她就没处可借了。我们家条件略好一点，能帮人家，也算是积德行善。”

印象最深的，3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王伯娘敲开我家门，进门就哭。原来，她的三女儿第二天要随媒人去婆家认门，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没再问什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暗红格的确良衬衣给她。这是母亲最贵最喜欢的衣服，她自己一直舍不得穿。虽然母亲只读了两年半的书，但她用言行举止教给我怎样做人。

从小，我在穷苦环境里长大，我内心里一直见不得穷人受苦。这种感觉其实是母亲带给我的。我那么看重“结穷亲”，应该是这种情怀吧。

母亲2006年因病去世后，我每到一处工作，都把母亲的遗像带着，放在办公室里。这既是感激、敬重母亲，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记者：跟你深谈，感觉你是一位性情之人，也越来越觉得面前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县委书记。这感觉对吗？

陈行甲：呵呵，这让我想起一位十分敬重的领导对我的评价。他说：从陈行甲身上能感受到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这种人做事，目标不是那么具体。因为目标不那么具体，就不会因达到目标而骄傲、懈怠，或者没有达到目标就气馁。这种人，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听从自己的内心。

这位领导看得很准。我好像真没有现实的抑或远大的具体目标，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县委书记和县长眼中的基层官场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实习生 罗婷

发自：四川成都 2013-10-18 08:31:47来源：南方周末

“大家都跳得这么快，咱也得赶紧挪啊。” （何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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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县委书记 县级干部 基层官场 课题研究

“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成了下属的?老板?、?老大?，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按家族生意来经营打理。” 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年，其中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年。

2013年9月28日，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催促他的团队成员加快“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课题的操作进度。“快3年了，今年必须结题。”

2010年夏秋两季，罗中枢领导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课题组”在四川、贵州、广西、重庆、上海等地召开了26次座谈会，先后同七十多位县委书记、县长和省、市、县委组织部部长进行了深度访谈。一份约50万字的一手访谈资料随即出炉。

访谈基础上，罗中枢团队又设计出一份调查问卷，希望从全国县级主要领导干部那里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当前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难点是什么，制约改革的瓶颈是什么，如何深化改革、重点突破等。 课题组成员、四川大学教授王卓介绍，此次调查的县级主官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县级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为方便表述，课题组将上述官员群体分别统称为“县委书记”和“县长”。 2011年1月至4月，课题组向全国县委书记和县长邮寄调查问卷5600份，最终收回来自28个省份的有效问卷446份，回收率为7.96%。其中县委书记235人，县长211人。

王卓说，“这么大面积对在职县委书记和县长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调查，在学界还是全国第一次。”耗时三年进行分析研究后，罗中枢团队勾勒出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们眼中的中国基层官场。

县官判断与上级文件有差异

当前官场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五湖四海选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扩大民主、群众公认”等原则很重要，但实际中很难操作。这是许多受访者的观点。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如何突破是课题重要内容。采访中，王卓一再提醒南方周末记者认真阅读2009年颁布实施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

根据纲要，2010年-2020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1个需要突破的重大问题，前四个分别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推行差额选拔干部制度；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力度。

可在调查中，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认为，改革需要突破的第一个问题是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第二个是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制度，第三个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的提名制度，第四个是健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

“在纲要中排第六位的?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制度?，在问卷调查中被前置到第二位，说明我国县委书记和县长对此问题的重视与中央对此问题的判断存在差异。”王卓分析认为。

在纲要中名列第八的“健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被县官们前置到第四位，则与当下“干部工作中的几个老大难问题”相关。

那么，当下官场突出的“老大难”问题是哪些呢？王卓介绍，受访者们排在前五位的突出问题分别是：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未处理好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的关系；考核评价体系和机制有待完善；长期封建社会遗留来的“官场文化”影响；体制性障碍。

“温州有一个现象，民营企业家千方百计要进入到权力运行里面，拿钱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别是愿意自己的孩子能进政府。”一名受访的上海官员对“封建官场文化影响”做了以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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