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9·桃花扇

《桃花扇》是清初戏剧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分别在话剧、京剧、电影等领域涉猎过这一题材。剧情以明代才子侯方域来江南创“复社”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并赠题诗扇为主线，揭露了魏忠贤的亲信阮大铖陷害侯方域，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不从而撞头欲自尽血溅诗扇，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

桃花扇共有44出，舞台上常有《访翠》、《寄扇》、《沉江》等几折。通过男女主人公侯方域（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当时清初正是考据学极盛时期，影响了作者忠于历史的态度，剧本中绝大部分人物是真人真事，剧本所写的一年中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考证精确到某月某日，但由于并不是历史书籍，剧中加入故事情节，人物感情刻画，从深度和广度反映现实，并且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是一部对后来影响很深的历史剧。田沁鑫认为：“欧阳予倩先生当时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改编了这出戏，有着极强的影射和借古讽今意味，后人大都追随并沿袭了这一版本。可以说《桃花扇》曾被各种颜色调和了很长时间，而我们则是想恢复其本真和古朴的原貌。我想我们最多能够整理出七八出，我想用一晚上演完。其实整理出多少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如何取舍，如果舍得有意思，相信会是另一番风貌。”田沁鑫所说的恢复《桃花扇》“原貌”，在情节上主要体现在结尾。欧阳予倩版的电影广为流传，结尾是李香君自尽，侯方域降清。事实上，在孔尚任的原作中，结尾是侯、李二人在国破家亡后出家。

桃花扇一事主要在侯方域的家乡商丘（今商丘）和李香君的家乡金陵（今南京）两地之间演绎。

当时正处于明朝末年，李闯王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殉国。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攻下北京，中国北方大乱。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为皇帝，取年号“弘光”建立南明。当时清兵不过有十多万，如果励精图治，完全可以如同南宋一样自保，偏安江南。但南明皇帝耽于声色；朝臣卖官鬻爵，搜刮钱财；武将拥兵自重，互相打内战，只有史可法带领三千残兵坚守扬州，结果不到一年，扬州陷落，南明王朝土崩瓦解。

明朝人明白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普通百姓奋起反抗。满清推行剃发易服，不屈死难者数千万。主人公李香君就是一个有着民族气节的女子。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桃花扇》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孔尚任在创作中采取了证实求信的原则，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所以，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从它建立的历史背景，福王朱由崧被拥立的情况，到建立后朱由崧的昏庸荒佚，马士英、阮大铖结党营私、倒行逆施，江北四镇跋扈不驯、互相倾轧，左良玉以就粮为名挥兵东进，最后史可法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小王朝迅速覆灭，基本上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如剧中老赞礼所说：“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孤吟》）只是迫于环境，不能直接展现清兵进攻的内容，有意回避、改变了一些情节。孔尚任对剧中各类人物作了不同笔调的刻画，虽然忠、奸两类人物的结局加了点虚幻之笔，如剧中柳敬亭说的，“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些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一厂加他些人祸天诛”，以达到“惩创人心”的艺术目的，但总的说，作者的褒贬、爱憎是颇有分寸的，表现出清醒、超脱的历史态度。

全剧只有30名出场演员，作者将其分为“色部”、“气部”和“总部”。

色部是贯穿全剧表现“离合之情”故事主要情节的人物，又分为以男主角侯方域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左部”和以女主角李香君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右部”，共16人。

气部是表现背景历史“兴亡之感”的人物，又分为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臣的“奇部”和以马士英等为首的奸臣“偶部”，鉴于历史上不敢骂皇帝，将弘光皇帝分在奇部，共12人。 总部只有两人；“经星”张瑶星道士，“纬星”南京太常寺老赞礼，作为全剧幕中穿插，介绍背景，以情节外人补充交代叙事的人物。

《桃花扇》中塑造了几个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他们属于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李香君毅然却奁，使阮大铖卑劣的用心落空，孤身处在昏君、权奸的淫威下，誓不屈节，敢于怒斥权奸害民误国。柳敬亭任侠好义，奋勇投辕下书，使手握重兵又性情暴戾的左良玉折服。在《桃花扇》稍前演忠奸斗争的戏曲中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但多是忠于主人的义仆，如《一捧雪》中的莫诚，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如《清忠谱》中的颜佩韦五人，都还是处在配角的位置上。《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等，都是关心国事、明辨是非、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更不要说处在被批判地位的昏君、奸臣。这自然是有现实的依据，反映着晚明都会中部分妓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政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诗歌、传记、笔记中反映出来，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现实的愤激情绪，以及对此所做出的思索。这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寄托兴亡

之悲的稗史所不具备的。

《桃花扇》创作的成功还表现在人物形象众多，但大都人各一面，性格不一，即便是同一类人也不雷同。这显示出孔尚任对历史的尊重，如实写出人物的基本面貌，如同是武将，江北四镇都恃武逞强，行事、结局却不同：高杰无能，二刘投降，黄得功争位内讧，却死不降北兵；左良玉对崇祯皇帝无限忠心，但骄矜跋扈，缺少谋略，轻率挥兵东下。侯方域风流倜傥，有几分纨绔气，却关心国事。这其中也反映出孔尚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较其他传奇作家有着更自觉的意识，要将人物写活。如同是权奸，马士英得势后横行霸道，而阮大铖则奸诈狡猾，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剧中营造出生动的场面和气氛。杨龙友的形象尤有特色。他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出面为阮大铖疏通复社文人，带人抓走李香君的假母，在马士英、阮大铖要逮捕侯方域时，又向侯方域通风报信；他趋从、奉迎马士英、阮大铖，在李香君骂筵中面临来身之危时，又巧言救护李香君，诚如《桃花扇·媚座》批语所说：“作好作恶者，皆龙友也。”他多才多艺，八面玲珑，表现一副政治掮客的圆滑嘴脸和老于世故的复杂性格。

尽管孔尚任对人物的褒贬还是使用传统的道德术语，如“孝子忠臣”之类，但其褒贬标准却扩大了“忠”的内涵，由以朝廷、皇帝为本变为以国家为根本。福王朱由崧监国，代表着国家，但他关心的只是“天子之尊”，“声色之奉”，忘记了为君的职责，国家亡了，也就失去了为君的依托，连性命也不保了。马士英、阮大铖之徒，乘国家败亡之机拥立朱由崧，说是“幸遇国家大变，正我们得意之秋”（《桃花扇·迎立》），拥立得势后，阮大铖说“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指马士英）养体，尽咱吐气扬眉”（《媚座》）。他们把国家、朝廷的不幸当作自己的大幸，窃权滥为，谋千秋富贵，招致国家败亡，朝廷不存，他们也就失去了权势、富贵、性命。清流文人以风流自许，饮酒看灯，欣赏戏曲，寻访佳丽，出于门户之见揭发阉党馀孽，为保护门户请左良玉东下，移兵堵江，江北一空，国家覆亡，陈贞慧、吴应箕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哪家？”（《沉江》）由此，孔尚任最后离开了征实的原则，虚构了《入道》一出，让张瑶星道土喝斥了在国破家亡之后重聚的男女主人公：“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清根，割它不断么！”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孔尚任措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孔尚任观照南明兴亡的基本点，这对晚明崇尚情欲的思潮是一个反拨、修正，但也不是回归到以君臣之义为首要的封建伦理中，而是把国家放在了人伦之最上，以国家为君、臣、民赖以立身的根本。这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发表的关于君、臣与天下万民之关系的意见，角度虽然不同，而精神是一致的。因此，《桃花扇》的艺术世界所展示出的国家与君、臣、民的关系，由张瑶星说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其意义也就超越了明清易代的兴亡之悲。 鉴赏之一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

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的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

苏昆生的悲歌，不仅是对回光返照的南明王朝的凭吊，不仅是对三百年大明江山一旦覆亡的伤感，也不仅是对瞬息万变的历史兴亡的慨叹，在这些凭吊、伤感、慨叹的深处，涵蕴着对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趋势的预感，唱出了封建末世的时代哀音!……在这种时代哀音中，流溢着封建末世文人心中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交织躁动的感伤情怀。 鉴赏之二

《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历史剧。剧作的主题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说的，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品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从而揭示了南明覆灭的根本原因。作者从沉痛的故国哀思出发，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丑恶的本质，严厉地遣责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以激昂的爱国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和热爱祖国的下层人民。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它说明，《桃花扇》是以侯朝宗和李香君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并把他们爱情生活上的波折与国家兴亡的命运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以生花之妙笔，写亡国之痛剧，抒发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作品展现了明末广阔的社会图景：朝政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尖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明朝垮台，清兵入关，马士英、阮大铖等勾结四镇拥立福王，建立了南明王朝。但福王不思收复失地，反而贪恋声色。马士英、阮大铖以迎立有功，操纵朝政，狼狈为奸，卑鄙地宣称：“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排挤忠良。一些武将“没有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斗”，整个王朝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剧作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揭露了南明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和日益走向腐朽的丑恶本质。

与此相反，作者以无限崇敬与沉痛的心情，塑造了史可法这个不朽的形象。他在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四镇将领不听调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敌，死守孤城，最后怀着满腔悲愤以身殉国。

《桃花扇》的伟大成就，还表现在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的忠心坚贞和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鄙视的歌妓、艺人的优美形象。

李香君，这个温柔、美丽、多才多艺的少女，她虽是秦淮歌妓，但与之交往的多是复社领袖，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她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爱憎分明的感情，秉性正直、善良、刚强，不贪富贵，不畏强权，深明大义，嫉恶如仇。当她知道阮大铖送来妆奁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侯朝宗：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处也？

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在这之前，李香君还只是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之后，她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跟侯朝宗、跟复社文人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阮大铖迫害的对象。她与迫害自己的黑暗势力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她坚决拒绝嫁田仰，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坚定的生活理想，志同道合的爱情，给她以“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勇气和力量。李香君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放射出特殊光辉的妇女形象。

柳敬亭，这个白髯飘飘、神采奕奕的民间老艺人的形象，也塑造得相当成功。他技艺超群，但更可贵的是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痛恨权奸邪恶，深明大义。当他知道阮大铖是阉党后，便马上拂衣离开舒适的阮家，宁愿“闲坐街坊吃冷茶”，并以说书为武器，宣扬公道，打击邪恶。他对祖国的感情极其深沉。当大敌压境，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左良玉要领兵东下南京时，他不怕吃百般苦地跋涉千里万里，去阻止左良玉的轻举妄动。明亡后，他泛舟江湖，做归隐的渔翁，而不甘心做顺民，并经常与朋友在一起，痛悼祖国之衰亡，倾吐怀念祖国的深情。这些品质都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家通过柳敬亭的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下层人民优秀的品质，赞颂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展示了他们的美好灵魂。

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中国各代王朝的灭亡实际和明代是如出一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剧本脱稿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舞台上经常演出。康熙皇帝专门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剧本，看到其中描述南明皇帝耽于声色的情节，常皱眉顿足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康熙对怀念明朝的百姓十分忌惮，曾多次编造谎言污蔑明朝，自然借此机会发挥。康熙一生追杀明朝皇子，直到在康熙四十七年凌迟了最后一个已经七十八岁的明皇室嫡子朱三太子，才放下心来。这部戏对明代一些气节之士的赞美更令康熙为首的满洲人不满，不久作者就被借故罢免。 满清强迫中国人剃发易服，剃发并非如今天电视剧里所演的阴阳头一般。历史上真正的剃发是金钱鼠尾，脑袋上的头发几乎全部剃光，只留中间一块。丑陋屈辱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屈辱，普通百姓奋起反击，死难者以千万计。

20世纪之初，王国维自1908年至1912年钻研中国戏曲，曾极口称赞元剧之文章，但却认为不及《桃花扇》。他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物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矣！王氏指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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