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现状(6)

一个以经营核电站为主的业主公司(这本来也是它最感兴趣的)，其他部分则成为能够独立面向市场的主体和向国家负责的基础研发机构(如核二院转变成为专门从事核电站整体设计的AE公司，核动力院在保留国家实验室职能部分的同时，通过与设备制造企业联合而组建NSSS公司，以及组建核燃料循环公司等)。这些国有涉核专业公司和国家实验室的业务领导归属政府核能主管机构，它们所承担的国防研发项目则由总装备部负责。这样做，既能打开核动力工业进入核电市场的通路，也可理顺以公共资源支持基础研发的体系和责任，并以民用需求维系军民两用产品开发平台的方式实现军民互动，保证民用和国防两个方面的技术进步。

此外，由清华大学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合资成立的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设计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的单位，将会通过工程实践发展成为另一个NSSS公司。中广核是从经营核电站滚动发展起来的，它在技术上自给自足的念头始于行政垄断造成的无奈。一旦核电市场更加开放并出现建立在中国核动力技术基础上的NSSS公司，中广核更可能集中于核电运营业务，因为实行技术自给自足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会远远超过从专业分工中获得的收益。国核技的生存完全是靠行政手段，如果实行新体制，它的命运不会有多少悬念。

应该以自主路线发展核电的战略思维，是基于一个信念——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其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经济收益最大。因为自主路线不仅将以比引进路线更低的成本扩大中国的能源供应，而且将培育出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核动力工业，这是依赖引进技术绝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技术能力的成长离不开与市场的互动，所以即使中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存在差距，它也只能而且必然通过市场的锻炼而提高。

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动力工业能够使中国掌握增加替代能源供应的主动权，而自主发展核电将大大提高中国在世界能源供应结构中的谈判地位，缓解因为化石能源进口和污染物排放过多所带来的压力。

自主发展核电将使中国军用核技术的发展处于活力不竭的状态。由于军民之间在技术研发平台上是共通的，所以一方面，军用核动力的研发可以不断为民用技术探索前沿，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市场销售而自我持续的民用核动力工业又可以支撑军用技术的研发平台。总之，一个军民互动、军民共享的核工业，将保证中国始终处于全球核权力结构的顶层位置。

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动力工业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平利用核能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扩散趋势，必将增加对核动力技术的国际需求。“固有安全”的第四代反应堆(如高温气冷堆)在出现操作失误或机械故障时会自动停堆，不会产生严重核事故，所以非常适合没有多少核能力的发展中国家采用。因此，一旦中国的高温气冷堆或其他先进堆型通过中国核电市场成熟起来，就会不可阻挡地产生大量出口的前景。核电站的出口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而且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手段。这种前景不仅将促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还将迫使美国为防止核扩散而有求于中国在管理核燃料循环系统上合作，可以增加促进中美合作的砝码。

最后还要指出，在冷战结束快二十年的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建造核潜艇热潮。2007年4月，俄罗斯建造十余年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下水。法国国防部2006年12月宣布，将斥资79亿欧元建造6艘新一代梭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这将是法国海军未来50年内最大的装备项目之一。2007年6月， 英国最大的新一代“机敏”级超级隐形核潜艇下

水，其功能相当强大，据说声呐追踪设备难以发现它的踪迹。加入这个热潮的还有新兴国家。印度多年来一直在建造核潜艇，只是困难重重才不得不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但最近一两年不断有消息称，印度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即将问世。2007年7月，巴西总统宣布将斥资5亿美元恢复一项搁置已久的海军计划，建造一艘核动力潜艇(此前巴西政府恢复了第三座核电站的建造计划)。

美国是最早开发和部署核潜艇的国家，虽然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核潜艇编队，但从没有停止核潜艇技术的发展步伐。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05年几次披露，美国海军计划于2009年推出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澳大利亚《时代报》2008年11月7日报道，一位美国核潜艇部队的中将指挥官在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一次会议上称，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正在把60%的潜艇舰队调往太平洋。美国《西雅图邮报》2008年2月1日报道，号称世界最强的美国3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已齐聚太平洋，目的就是出于对中国水下力量不断增长的担心。

如果知道向中国出售核电站的西屋公司和阿海珐集团同时也分别是为美国和法国海军开发核潜艇动力系统的主承包商，那么作为中国公民和纳税人，我们怎么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要把自己的核电市场拱手相让给这些外国国防承包商，养肥它们后使其能够继续开发和建造核潜艇来压制中国？如果引进路线的倡导者矢口否认这个逻辑，那他们之中谁敢站出来向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这个逻辑不成立？ 结语

最近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再次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而转变和升级需要技术能力的成长——这是提倡“自主创新”的信念来源。如果“扩大内需”的举措不过是诸如购买外国设备来建核电站，却继续把本国核动力工业的发展排除在核电建设之外，那么这种举措最终也不过是又一个泡沫。因此，中国必须拥有技术能力应该是中国技术政策不可动摇的信念。不错，中国仍然需要技术学习，仍然需要吸收外部世界的知识，甚至在某些领域还需要继续购买外国的产品作为学习的榜样，但在战略性思维下，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培育中国技术能力和工业竞争力而采用的手段。在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手段从来是动态的，战略目标则要始终如一，就是通过持续培育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我发展。正如本文所讲的核电故事告诉我们的，中国既有需要向外国学习的地方，也有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机会，问题的本质无可置疑——同时兼顾核电需求和核动力工业发展的自主路线，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选择。

尽管道理如此清晰，证据又如此确凿，中国核电是否真的能够转向自主路线，却仍是一个让人难以乐观的悬案。引进路线的“疯狂”，已经令人不得不质疑中国在重大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决策机制。 2002年6月2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参观完秦山二期核电站后说：“核电产业是高技术的战略产业，实践证明，高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拿钱是买不来的。要继续坚持以我为主，这是发展核电的必由之路。”2003年春节前，温家宝在国务院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核电工作时说：“核电的技术路线要统一，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无论以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看来，两位领导人的话都切中问题要害，而且明确至极。但为什么此后的结果是核电发展又重走老路？

如前所述，第三轮引进路线发源于国家计委/发改委。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决策的过程大致如此：主张引进的人说动了机构主管领导和主管副总理，然后以发改委制定能源规划和项目审批的权力形成方案，报送中央得到批准后成为路线。 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存在两个

问题： 第一，中央领导人和产业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领导人并非具体领域的专家，其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只能依靠报送方案的机构，所以难免受机构的左右，而一旦方案得到批准，领导人也无从掌握决策的实施情况和后果。例如，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方案是以每千瓦一千八九百美元的价格报批的，但在批准之后，实际成本到底是变成每千瓦两千多还是三千多甚至更多，谁也不用再承担责任——通过“钓鱼工程”进行欺骗，向来是中国官场的一大潜规则。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对重大决策的实施没有监督机制。决策发生在掌握信息的机构和领导人之间的垂直交流过程，但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第三方对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予以监督。于是，一旦方案得到批准，在领导人因缺乏信息而难以掌握实施情况和后果的条件下，机构中为数极少的掌权者就可以因为没有监督而对涉及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金额的行动武断行事，而对任何自下而上的反对意见都可以扣上反对国家决策的帽子。最后，随着时过境迁和人事更迭，即使最初的重大决策被证明是错误的，到那时也找不到任何责任人，被浪费掉的只有人民的血汗和国家利益。因此，在这样的决策体制下，即使道理和实际后果显而易见，实现战略转变也异常困难，往往只能等到下一轮危机的来临。 但谜局并非不能解开，历史也不容忘却。当决策体制失灵之时，支撑一个民族的力量就只能靠社会的良心。吃一堑长一智，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也是增长民族智慧的方法。是成此文。

中国已成为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试验场解滨

前几天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暂停批准新建核电站的贴子。有一位网友提醒我注意中国引进Westinghouse AP1000的事情。Westinghouse 就是美国的西屋公司。 我去查了一下那方面的信息。 不查不知道，一查真吓了一跳。本来我十分相信中国新建的核电站的安全性。 看了那方面的信息后，我为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核电站捏把冷汗。 我不是说中国新建的核电站采用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技术将会受制于人。 那倒不是个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其实比那严重许多。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先介绍一点有关核电发展的一点历史。 人类使用核能发电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 最先开发的是第一代核电站，又称为原型堆，其目的在于验证核电设计技术和商业开发前景。 实际上并没有几个第一代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营。第二代核电站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实验性和原型核电机组基础上，一些国家陆续建成电功率在30万千瓦以上的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石墨水冷堆等核电机组，它用来证明核能发电技术可行性的同时，使核电的经济性也得以证明。上个世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促进了核电的大发展。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行的四百多座核电机组绝大部分是基于第二代核电技术的商业堆。 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都是早期的二代堆，安全性能比较差。 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是相对比较成熟一些的二代堆，安全性好了不少。 上个世纪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对核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世界核电业界集中力量对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进行了研究和攻关。美国和欧洲先后出台了“先进轻水堆用户要求”文件，即URD文件（utility requirements document）(http://urd.epri.com/) 和“欧洲用户对轻水堆核电站的要求”，即（EUR）文（European utility requirements document）

(http://www.europeanutilityrequirements.org/acteurdocument.asp)，进一步明确了预防与缓解严重事故、提高安全可靠性和改善人因工程等方面的要求。 国际上通常把满足URD文件或EUR文件的核电机组称为第三代核电机组。第三代核电机组有许多设计方案，例如早些时候由GE设计的ABWR，三菱设计的APWR，加拿大核能公司设计的EC6等等。 第三代

核电技术比较有代表性的设计就是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和和法国阿海珐公司开发的EPR技术。 这两项技术在理论上都有很高的安全性。 以AP1000为例，其安全设计采用“非能动”技术，也就是靠自然力(如流体的自然对流、扩散、蒸发、冷凝等)，在事故状态下启动安全保护。 一旦出现地震的自然灾害，不需要外来电力可以自己将反应堆冷却。 这就避免了出现福岛核电站那样的危机。第三代核电的设计确实很好，但笔者搜索了一下，发现现在在世界各国使用三代核电技术的装机数却寥寥无几。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国正在建设中的第三代核电站数目居然是世界第一。 就拿西屋公司的AP1000来说吧，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在2005年底才完全批准其设计证书。 中国政府在2006年12月就决定引进其技术了。 反观美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按照AP1000的技术在本土造好任何一座核电站。中国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点？根据西屋公司网站上的消息，按照AP1000技术建造的进度最快的有两个核电站，它们都在中国。一个在浙江的三门，另一个在山东的海阳。 浙江三门使用AP1000术开工建设的机组是全球第一台，在2013年并网运行。 此机型之前只存在于图纸上，没有任何实际运用经验反馈。 没有反馈也就无从改进。

广东台山核电站，采用“欧洲先进压水堆”的EPR三代核电技术。 当地政府为此很骄傲。 但他们未必知道，在此之前，采用同样技术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号核电站和法国弗拉芒维尔3号机组有两台已开工建设，但工期延误严重，拖沓三年仍未能投入运行。正是由于这两个欧洲项目进展缓慢，法国电力公司才把希望寄予台山的核项目，希望将此打造成EPR技术的标杆工程。 但据国内一些网站报道，参与EPR项目的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士透露，“设计在不断变化中，边建造边改进，每天的技术变更都有上百个，质量、规格、型材、管道数量、壁厚、弯管角度等，建设时间表不好说，成本也不好计算。” 笔者把这种边设计边施工边变化的做法理解为“摸着石子过河”。按照国内官方的某种说法：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核电站不但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而且走在全世界最前列。 这句话同样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已成为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试验场。 就连美国自己都还没有实施的东西，在欧洲都没有搞成功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快要竣工了。摸着石子也许最终可以成功地过河，但核电这条河万一过不好，那可不是淹死个把人的问题，而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健康和性命。搞过工程的人都知道，把一个好的理论变成一种设计，这里要面临若干难关。 而实施一项好的设计，又要面临新的难关。 这里面任何地方出错，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飞机的原理再简单不过了。 可要把飞机设计然后制造出来，那要面临无数的难关。 最先造的飞机，都是最烂的，最不安全的飞机。谁都知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冒险最大的人。中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不无骄傲地说：“世界在翘首看中国。在AP1000技术应用上，中国不仅第一个吃螃蟹，而且还第一次就成批量吃了4个‘螃蟹’（同期在建四座AP1000核电机组）。” 这还没有算上台山的那只法国大螃蟹。回顾核电发展的历史，日本大力发展核电是伴随着日本经济起飞对电能的需求量猛增开始的。 1971年至1979年，日本共有20座核电机组投入商运；1980年至1989年，日本又有16座核电机组投入商运。20年发展的数量，占日本目前在运核电机组55座的65%。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之中，类似于日本上个世纪经济起飞的局面。 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价格上涨、电力缺口巨大、节能减排压力增加、央企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国核电高速发展几近必然。这一幕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核电飞跃式发展时的情景十分相似。 上个世纪日本的核电大跃进，快速发展中，危机悄然孕育。 为追求速度，日本多采用美国的沸水堆技术，这种电站建设起来快。 也正因为要快速上马建设，技术设计有欠周到，如福岛核电站在设计时未充分考虑到海啸会把柴油发电机冲毁，那里的防海啸堤坝只能防5米高的海

啸，而这一次海啸高达十几米。 四十年前的欠周到的设计，酿成了今天这场惊天动地的核危机。中国目前的核电大跃进中，采用的是就连美国和欧洲都还没有开始使用的最新核电技术。 任何出错都将给今后的设计的改进带来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代价可能是严重的核事故。 是的，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使中国核电产业有机会占据核电技术最前沿。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 可以肯定的是：各种风险也随之而来。这只螃蟹也太大了。 对此，国内的一些专家忧心忡忡。 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已成为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试验场。 这里的危机，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暴露出来。 但愿中国永远不要出现美国三里岛，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日本福岛那样的核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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