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_前言_杨伯峻(8)

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时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下略）

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但它的作者传给曾申，再传给吴起，未尝没有可能。曾申是曾参的次子（见礼记檀弓上），曾参和他父亲曾点（也叫曾皙）先后作孔丘学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那么，孔丘死时，曾参年二十七。假若曾申为曾参晚年所生儿子，孟子公孙丑下说鲁缪公尊礼贤人，其中有子思，子思为孔丘孙，曾申为曾点孙。鲁缪公立于公元前四○七年，死于前三七六年，当时左传已经写成，曾申得到作者传授，是完全可能的。韩非子和氏篇说：「悼王行之朞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楚悼王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卽死于此年，接受左传的传授也是可能的。而且说苑建本篇曾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自是吴起，不久便由魏至楚。魏武侯卽位于公元前三九五年，死于公元前三七○年，那么，吴起接受左传的传授，很可能在去楚以前。关于西汉时左传的传授，汉书有更多的证据。刘歆一方面得到孔壁本左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民间私传本左传，甚至两本并没有什么歧异，于是两种本子合为一了。

（九）从左传看春秋时代

西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是封建社会。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诸书中，则认为：「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卽公元前四七五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奴隶制时代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十页）李亚农则说：「中国古代的奴隶制，从周宣王的时代起，开始转入封建制。」（西周与东周，一九五六年上海版一一五页）

我认为，从春秋左传等书考察，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在各国间是不平衡的；卽在同一国家中，也未必能一刀截。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必然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渡。到农业生产者——当时主要的生产者——不再是奴隶或者农奴，而是佃农、雇农或者自耕农，上层建筑也有相适应的变革，这个过渡才算完成。

以鲁国而论，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宣布「初税亩」。按田亩抽税，便是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以前是，如诗小雅北山所咏「溥天之下，莫非王

36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天下土田的所有权，一概属于天子或周王一人；甚至任何人，只要他在中国土地上生存，也都是他的臣属，非听他的摆布不可。然而由左传看，有不少矛盾现象，一种是诸侯居然抗拒周王的军队，公元前七○七年，鲁桓公五年，郑庄公的臣子祝聃竟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周王还拥有虚名，诸侯利用它能起作用。隐公四年传，卫国州吁杀掉卫桓公而自立，想要得到国内人的公认，石碏替他出主意，叫他朝觐周王。意思便是，得到周王的接受朝觐，便取得合法地位。僖公四年传述齐桓公伐楚，表面理由，其一，不向周王纳贡；其二，周昭王征伐楚国而溺死于汉水。僖公二十五传，「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对抗周王和拥护周王，同时都有，这种矛盾现象，正表示奴隶制社会正在向封建制过渡中。

在奴隶制社会，天子分封诸侯以土地和奴隶，并且附有宝物，甚至命以治理大纲。这在定公四年传说得很清楚。在西周彝器铭文中，凡赐予田的，连同种田的奴隶一同赐予。如克鼎「锡女井家■田于■，以（舆也）厥臣妾」。彝铭中单身奴隶称若干人，或若干夫；有妻室儿女的奴隶称若干家。如曶鼎「曶则拜稽首，受兹五夫」、「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用卽曶田七田人五夫」，都以一人为一夫。矢令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若把某几块地方聚居的奴隶赐人，则称若干品，并说明地名。如周公",，「锡臣三品，州人、■人、郭人」。而东周彝器却不见此等文字。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赏狄臣千室」，变「家」言「室」，这是以落后民族的俘虏为奴隶。至于定公十三年传，「归我卫贡五百家」，这五百 家是不是奴隶，尤其是农业奴隶，很难确定，只能存而不论。

在纪述春秋时代的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是自耕农，甚至小地主，或者雇农。奴隶也有，但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而是各种工匠甚至乐师。大夫以上家庭中有服务奴隶，甚至从事战鬬的奴隶。因为他们不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力量。所以不能因此断定春秋是奴隶社会。僖公二十三年传述晋文公「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这野人应是有自由身份的农民。论语微子篇，孔丘使子路同津于长沮、桀溺，这两人有文化，有自己的人生观，至少是自耕农。子路所碰到的「丈人」，能留子路住下，并且「杀鸡为黍」招待子路晚餐，可能还是小地主。襄公二十七年传述齐国申鲜虞奔鲁，「仆赁于野，以丧庄公」，那所雇的人或是雇农。

37

襄公九年传楚国子囊说晋国「其庶人力于农穑」，似乎此时在晋国的农业生产者都是自由民。襄公二十三年传赵宣子的斐豹，才是家族中的奴隶。哀公二年传的「人臣隶圉免」，被免者自是作战的奴隶兵卒。成公二年传所述鲁赂楚的「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这是从事手工业的奴隶。襄公十五年传所述郑赂宋的「师筏、师慧」，是奴隶而为乐人者。

鲁国虽然于宣公十五年就承认了田土私有制，但仍然不能完全废弃奴隶制。昭公五年（公元前五三七年）三分公室、四分公室，还未必能完成封建所有制。可能要到哀公十二年（公元前四八三年）「用田赋」才完全解放农业奴隶，这已近春秋末期了。

一个国家刑法公布与否，和奴隶制、封建制很有关系，而这种鬬争也相当激烈。若农业生产者奴隶多于自由民，奴隶根本没有人生自由可言，他们的主人可以任意处置他们，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成文刑法应该公布。尚书有吕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刑法（昭公七年传引有周文王之法，不知可信程度如何），却不是为奴隶作的。若农业奴隶少了，自由民多了，那么，那些从事农业经济的自由民，不但要求有人身安全，还要求有其他保护规定，不管他们是小地主、自耕农甚至雇农。于是统治者不得不适应社会潮流，公布刑法。郑国子产于鲁昭公六年（前五三六年）铸刑书，晋国的所谓贤能之人叔向便给子产一信，表示失望。子产简单地回信说：「吾以救世也。」这正和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信相类似。到昭公二十九年（前五一三年），晋国赵鞅、荀寅等又铸刑鼎。这就是表示晋国的农业生产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了。孔丘是个保守派，发了一通反对的议论，怎么能阻拦住社会潮流的趋势？

在奴隶社会，最大奴隶主称为「天子」，意卽上帝之子。而天象和人事有密切相关。这种天人关系两种观点的鬬争，从春秋时代便开始，因为春秋时代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子产是当时进步派的代表，不但是位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一位思想家。昭公十七年和十八年传，郑国裨灶请求子产禳火灾，子产不肯，郑国果然大火。裨灶又请求禳火灾，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国人都请求听用裨灶之谋，连郑国人望所归的子大叔也劝说子产。子产坚持不肯。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或不信？」

38

子产不禳火灾，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子产坚持真理，以一人之力排斥几乎遍及朝廷的议论。从当时的科学水平看，的确是「天道远」；就从今天的科学而论，天体距离我们不可想象的远，而我们固然能够知道天文学、气象学，但还是子产那个结论：天道和人事，非所及也。这种科学论点，也足以说明自殷商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天人观念还很盛行，就是到了汉代，早已是封建社会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引刘向说，还纷纷议论天人关系。春秋繁露玉杯篇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足以表示奴隶社会的上层意识并没有随奴隶制的消灭而消灭，奴隶主的尸体还在发臭。然而在封建社会初期，不但有子产，其后更有荀卿。如果不是奴隶制完全为封建制所代替，荀子天论这种唯物主义的文章是不可能产生的。一部战国策，任何人都不讲天人关系，也不迷信鬼神，只谈形势和政治、战略，更多地谈外交政策。足见战国游说者的思想，和当时形势相适应。

左传虽然讲「怪、力、乱、神」，一方面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和一些人的思想情况；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作者喜欢这一套。为什么全书所载卜筮，除偶然几次外，都是很灵验的?不能不使人怀疑，左传作者于其中有些添枝画叶。但左传对于各种有关上层建筑的鬬争，还是如实地反映出来。譬如僖公十六年传，宋国有陨石，又六鹢退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内史叔兴预言灵验，但他自己认为他的预言是由人事观察得来，和陨石及六鹢不相干。因之「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在奴隶社会，祭祀是国家一件大事，这固然从殷商和最近发掘的西周初年的龟甲卜辞可以看出。左传成公十三年传引刘康公的话说：「国之大事在祀舆戎。」襄公二十六年传载卫献公谋回国复位，和宁喜谈判，条件是「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卫献公宁肯放弃政权，却不放松主祭权。这也是奴隶制社会遗流下来的一种现象。在全部左传中，讲「礼」的次数比讲「仁」的次数多得多。甚至因为某一人在行礼仪中有所过失，便断定他不会得好结果。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已近尾声，孔丘这位哲学家、教育家，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的某些思想，还是比当时一般人较为进步，反映封建制初期一些观念。他重「仁」，昭公十二年传

39

引孔丘的话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而在论语颜渊篇中，「克己复礼为仁」，便是孔丘自己的中心观点。八佾篇，孔丘甚至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认为仁是实质，是核心；礼仅仅是条文，是形式。这种概念，也只能在封建制初期才能出现。

总而言之，左传一书，是今天研究春秋时代一部最重要而必读的书。它搜集了不少原始史料，虽然不免搀杂着一些迷信和作者个人的增饰，但是，研究任何一部史书，都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六年直排本二八○页）。我只是在校勘中对底本略有订正；在注解中，搜集并且考虑了前人成果，有所取舍，有所增补，或者提不同意见和自己的心得，以供读者参考而已。

关于左传的整理工作，周恩来同志曾经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关心给我以莫大力量，使我日夜以赴，现在云雾已散，日月重辉，我谨把这部稿子作为党的六十诞辰献礼，并藉以表示对周恩来同志的怀念和敬意。

同时，沈雁水先生为本书题签，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何乐士同志曾通看全书，并给我奔走借书；中华书局张忱石同志在工作上也替我借书还书，魏连科同志给我补充了几条金文材料，还有史树青、周绍良同志或借或赠我罕见书，都应在这裹表示谢意。

40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春秋左传注(修订版)_前言_杨伯峻(8)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