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系统，又能惠及教育系统，甚至拔高到惠及社会大系统，都有夸大其词之嫌。如果抱着学术严谨的态度展开讨论，希望将问题讨论清楚，就必须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体教结合的主体是竞技体育和教育，不能虚与委蛇的偷换概念以求哗众取宠。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接下去的讨论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不至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体教结合中的“体”是竞技体育，不能将其偷换成“学校体育”，大张旗鼓的说学校体育要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毫无意义。竞技体育还有职业竞技体育和非职业的竞技体育之分。在国内曾有过一个体育学派叫“真义体育”，坚决抵制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至于一个大体育概念之下，认为竞技体育无益于增强学生体质和促进学校教育。他们针对的是职业竞技体育，质疑的是国家将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放在一起，同时又将重心和投入偏向于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并因而淡化、拖累了学校体育。体育从来都离不开竞技，学校体育也自然不会抵制竞技体育，但从学校和教育的本位出发，体育的竞技是要受到约束的，它不能越位发展，而置全面发展于不顾。教育有教育的独立性和价值体系，她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体育（包括非职业竞技体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体育兴趣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促进学生的社会和心理发展。但如果像我国传统三级训练体制那样将竞技体育作为压倒一切的培养目标，以此种方式从娃娃开
始对其进行封闭式、榨取式培养，就完全有悖于教育的理念。近年来，由于举国体制后备人才短缺的迫切性，国内对国外先进国家的体教协作有了更多的研究，在更加明确学校体育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还明确了他们普遍遵循的另一个原则——以人为本。体教协同下的以人为本是一个多维度的理念，它的终极信念是一切要从学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发，决不能让学生落入片面发展的不利境地。国外的以人为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严禁学生的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影响学校学习。如虞重干所言，竞技体育和文化课程学习之间是一对矛盾关系，职业化的竞技体育不可能兼顾好文化学习，学训矛盾是体教协作的一对基本矛盾，只是国外普遍以“学习”为主，而训练和比赛都是业余的。坚持竞技体育的业余原则，是考虑到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性，他们认为过早孤注一掷的设定青少年儿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冒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自然也是得不到家长、学校和社会认可的做法。因而青少年儿童的竞技体育只能放在课后、假期中进行，最大限度的化解了学训矛盾，取得了家长、学校的支持和配合。除此之外，拒绝让孩子脱离家庭、社会生活的集中训练模式也是国外普遍的做法。他们坚信让孩子处于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后之中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则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中西文化存在很大差距，政体也
完全不同，建国后我国实行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运行以国家的宏观管理为主，举国体制便是其一。政府、社会和人们都习惯了计划方式，对以人为本的思想不太了解和接受。尽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近40年，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仍然牢不可破，与市场经济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传统的三级训练体制之所以土崩瓦解正是因为该体制已经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无法有效对接所致，三级训练体制无法被当代中国社会接受，和无法在西方社会施行是同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他们按照市场理性做出决断和行动，风险太高和回报率太低的途径都是不被选择的。教育的独立价值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客观上限定了竞技体育和教育的协同必须顾及学生的均衡和全面发展，仅此一条便决定了学校体育中的竞技体育只可以是业余的，所以不能妄想或妄称仅凭学校体育便能彻底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重任，学校体育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处于基层地位，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普及，而非提高。假如将体教协同的立意拔得太高，以培养高水平后备人才为目标，教育定会力有不逮。只有着眼在普及层面，教育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体教协同是先进国家普遍的运行模式，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但正确理解体教协同，并结合我国综合国情进行分析是成功移植的前提。良性的体教协同要有清楚的
定位，要以教育为本，认识到在学校内不可能以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任务和目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体教协同的天花板，它禁止拔苗助长和片面发展。当然在我国学校范围内出现竞技体育超前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应试教育引发的过度竞争殃及了包括体育在内的所有非应试科目，学校体育几无喘息之力，何谈独大？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国的体教协同举步维艰。历史证明，应试教育的禁锢不铲除，体教协同就只能是个口号，就像体教结合，喊了30多年，但应者寥寥、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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