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设立至签订协议将近4年时间,运作至今将近10年,已成为可考察、可评估的实体样板,对于政府而言是有经验且值得信任的。 华夏方面:
(1)与当地政府的和谐关系:使得该模式能顺利推进,保证政府的履约能力; (2) 园区产业模式领先:负责于园区规划、招商引资、产业运营(展会、酒店建设等)为政府解决产能问题,用垫资建设模式解决政府现金流问题,一站式服务及10%溢价降低政府成本,引入产业同步建设商品房解决配套问题,产业发展后解决就业问题等,使政府方面从运动员脱身成为裁判员。
(3) 全产业链多元化经营的超额利润:资本市场、土地一级开发阶段(规划、基建、招商等)、土地二级开发阶段(开发、招商)、产业运营阶段(酒店等)全土地运作环节,极大降低内耗成本;
(4) 团队及人才建设:在职员工数量6250人,拥有500余人的招商团队,其中50人为产业研究团队,并随着新的运营模式进行人才储备及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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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分析
(1)产业园选择风险:在产业园的选择方面至关重要,人口、资源、政策环境等影响到产业园的定位及发展,一个产业园的失败会形成极大的资金黑洞,使得投入无法回笼;
(2)现金流风险:先期投入后,利用招商先行及房地产开发,形成滚动开发模式,是华夏保持现金流运作的一般模式。融资成本对于公司的利润影响极大,并且一旦形成资金黑洞,面临拖垮现金流的巨大风险。
(3)政府履约风险:政府支付的意愿很大程度是基于财政资金收入(招商落地、土地出让等),如果招商进度滞缓、土地溢价程度低等,有可能使政府支付的意愿降低,或者设臵更多的支付门槛。同时可能因为政府换届等原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宏观经济风险:宏观经济和改革红利总体而言对该模式是趋利的,但园区定位的行业波动、实业进驻意愿等都影响到招商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公司利润。 (5)市场容量:目前而言,该模式还依托于新兴的、地处二三线县镇的产业园,主要可能是该级政府的融资能力、操作能力不具备自行运作条件,如有能力自行运作产业园的政府,其合作的可能性会降低。
(6)土地指标:影响到公司利润的还有土地指标问题,如果产业园的农转用指标、建设用地指标等产生变化,对公司的整体运作有极大影响。
(7) 多元化经营的固有问题:全产业链的整合也有其必然的风险,例如内部管理、业务整合等方面。 3、机会点分析:
(1)该模式的政策预期、改革红利较强:新型城镇化的明确,探索新城镇化的模式是政策愿意倾斜和支持的,该模式布局于二三线城市,较贴切的符合“就地城镇化”的方向,是目前城镇化模式探索中较为领先的。同时,政府机构职能调整,简化行政审批职能,取消GDP考核机制等释放的改革红利,也使得民营企业对于进入新开放领域的机会增多,未来有可能该模式会成为一种新城镇化的合理补充。
(2)衍生经营方向预期性强:根据其一级开发的经验与能力,面向诸多有意愿建设产业园的实业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园建设服务,是可预期的另一块新市场,该市场目前尚未有明确界定和充分挖掘,但必然存在。
(3)资本市场认可度高:风险总是与收益并存,与政府存在履约风险,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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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可持续、可预期的优势,产业链上下游存在经营风险,也存在成本优势,尤其是在新一轮改革的开头,在可预期的执政期间,改革的红利将不断释放,激活的金融市场及民间资金,必然需要新的渠道,更甚来说,新三板市场对于产业园的依托等方面,都是资本市场对其模式的看好。
(4) 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该种模式无法完全复制,进入门槛高,经验性和专业性并重,属于“内部可复制、外部学不来”,华夏幸福能形成今天的模式,不论其是有计划的还是误打误撞,都形成了其核心竞争力。并且该模式属于“前难后易”:与政府的议价能力是“前难后易”、与资本的溢价能力是“前难后易”、开发的利润创造能力是“前难后易”。
(七)城镇化分析
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和思路:在发展路径上,四化同步发展是关键,人的城镇化是核心,农民工市民化是抓手,发展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器,改革是突破口 ,房地产调控以及保障房建设是降低城镇化门槛;在空间布局上,城市群是主体形态,要加快在中西部合适的地方培育城市群 ,同时要促进中小城市建设;在政策设计上,将更为注重收入合理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
“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必须创新,将以产业发展、人口就业作为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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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为目标,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城镇化的体制机制上,与前两阶段依靠政府行政手段为主要推动不同,新型城镇化将更多创新,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让企业成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深度整合社会资源,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特别是二、三产业的扩展和升级,同时关注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以更可持续的模式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以往以房地产企业为主体的、简单粗放的“圈地盖房”的老路将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参与新型城镇化的企业应同政府、居民形成伙伴关系,参与到产业、社会、环境发展,参与到大区域的规划、开发、运营的全过程中去,从传统的开发商逐步成为城市综合运营商。
而企业如何能适应这一新角色的要求?个人认为主要应扮演好三种角色:第一,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创新者。这里指的规划,包含产业规划、空间规划、制度规划,根据地方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总体要求,以产业规划为指导,实现空间布局、生态、社会服务、智慧城市的综合统筹,实现职住平衡,宜居宜业,使原住民成为“新市民”,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的城镇化。
第二,新型城镇化的资源整合者。一个新城镇必须是功能的混合体,不能再出现单一功能的卧城。新型城镇化开发建设,需要产业、居住、商业、学习、休闲娱乐等不同功能的合理配比,这就需要对新型城镇化涉及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企业、政府两种资源,农民、市民两方利益,行业内外两种力量进行深度整合,通过城镇化的平台将不同社会资源引入到开发建设中来。过去这些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过程,现在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去找到这一过程背后的商业契机,打造新商业模式,以打造一个功能混合的新城镇,并由此带动城镇的产业升级、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新型城镇化金融创新的探索者。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不同,企业参与新城镇建设涉及行业多,需要的资金量大。而在国际国内宏观局势正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传统单一的融资渠道也将越来越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如何有效的运用新型金融工具,盘活社会资源,将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发行基金的方式支持城镇化建设、并展开金融服务的轻资产模式,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也将成为城市综合运营商面临的重大课题。” ——以上摘自《人民日报》,
中投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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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结论:
(一)该模式具有创新性和操作性,市场前景乐观
该模式契合城镇化的国家战略方向,探索出了创新的操作模式和商业模式,实现了“政企双赢”的目标,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落地及劳动力就业等,是现阶段具有竞争力的园区操作模式。
(二)该模式门槛较高,具备核心竞争力
开发企业如想复制该模式,需同时具备几个条件,包括:与政府的和谐关系及议价能力、资金运作及垫付能力、极强的招商能力、全产业链开发覆盖的能力、酒店等产业运营的能力。毕竟委托开发对于政府而言机会与风险并存,无法与其充分信任、沟通、执行、落地,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受到制约。
(三)该模式可复制性强,前难后易
该模式一旦成功操作一个,形成可参观、可评估的实体模版,对后续政府的议价能力将形成巨大的提升,取得政府更充分的信任。并且随着项目增加,如果管理、人才、资金能匹配,则可能轻易实现开发的乘数效应,规模可以急速扩张,其形成的规模效应极强,属于“前难后易”:与政府的议价能力是“前难后易”、与资本的溢价能力是“前难后易”、开发的利润创造能力是“前难后易”。
(四)该模式衍生性想象空间巨大
仅仅是园区建设这块,可以由公司对政府衍生为C2C模式,例如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签约打造固安航天科技产业园,与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签约打造国际临空经济区,同时全面推进固安肽谷生物科学园建设。在其他产业链环节中,例如产业园入驻是否可以形成新三板的孵化园,进行股权投资?是否可以扩展成养老地产?以上都是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五)该模式利用资本杠杆能力强
企业参与新城镇建设涉及行业多,需要的资金量大,目前金融体制改革不断要求创新,不论是其中的旧城改造项目、保障房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等,都是可以具备资本运作的空间。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投资方还是运作方,都可以借助这个载体充分利用资本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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