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季mpa公共经济学考试预备题及答案(2)

依据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公众的公共选择揭示政府管理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集体性，单个个人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内，但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必须要有集体决策。二是规则性，为使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偏好差异行为能够有效的协调起来，必须进行集体决策以制定能够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范围是：国家、政府、国防、教育、分配、环境等国家各个方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供方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是公众，购买或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基本行为单位都是独立的个人。同一个人，如果在经济领域是自私自利的，不可能在政治领域发生彻底的改变，不可能仅仅因为他的政治角色而变得大公无私。再次，由于其逻辑起点是“经济人”的概念，因此认为政府机构不再是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集体，而是由一个个“经济人”组成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都需要与他人与其他组织发生联系与利益关系，为此也要通过选择以求得最大利益的实现，从而通过公共选择来整合多种利益主体的利益以求得平衡。

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当作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实体，政府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打破了传统政治学理论对政治人假设的幻想，即政治家和官僚会为了公众利益而工作，政府失败只是偶尔的操作失误，可以由政府自身加以纠正。主张为了将政府失败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公共选择的参与者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完善政府管理过程，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加大约束力度。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因而，它主张设立私营企业、非盈利机构等公共部门以取代处于垄断地位的政府官僚体制;实现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以及公共服务组织小规模化;通过分权实现权威分割，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上的重叠交叉，等等。

公共选择理论把分析政府行为效率以及促使政府最有效工作的规则制约体系作为其最高目标，认为市场常会失败，需要政府干预。但市场的缺陷或失灵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未必解决得好。因为选民与政治家的“经济人”特征及政治市场运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性，而且政府的公共政策也会发生偏差。因而，要想提高政府效能，不能仅指望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代理人的觉悟和努力，更重要的是改革约束政府运转的规则。

二、我国政府决策行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全能政府”意识。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地管理过程中推崇主观符合客观的唯物主义原理。将行政管理和决策过程视为一个单纯的主观认识向客观事实靠近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肯定了政府的全能性质。从而忽视了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人的偏好具有不稳定性，且受环境的影响而不同。由政府来捕捉不同人的偏好以制定出满足他们需求的决策会导致政府官员与大众认为政府是社会的全能管家，无事不管，无所不能。政府职能不清，越权现象严重，从而政府失败的现象也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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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决策管理科学意识不够，管理权高度集中。制定和执行一项决策没有任何科学的论证;项目是否上马由于某种原因领导拍脑袋决定。这种想当然的主观臆断，不负责任的决策管理行为，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决策管理权过于高度集中的结果，是无人监督、缺乏科学依据的后果。于是权大压人，“长官意志”“家长制”的决策作风作怪，民主集中制受到压抑。

3.群众参与严重缺失。政府的决策管理往往是一种精英决策，只是少数的政府官员或专家在展示其所谓的“精英管理才华”，至于群众声音就很少听到更不用说让群众来参与决策和管理。尽管近年来群众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类似听证制度等群众参与的渠道还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或者说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政府管理领域没有发挥群众的力量。

三、提高我国政府管理能力，完善管理方法

1.认识到政府能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政府。认为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想法，只会导致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大、效率低下、行政成本不断上涨。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经过了几轮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2.建立科学的民情民意反馈体系，确实保证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具体来说，就是要落实好我国信访制度。各级政府机关都要设立信访办公室，这对于反映民情民意是一种很好的渠道。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加快发展电子政务。扩大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广开言论领域，使政策的决定有更充分的信息与依据。

3.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有利于尊重广大群众对政策制定的知情权，让群众有机会提出质疑，以确保政策的公正性，以便符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被社会广泛接受同时也有利于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

4.完善专家咨询制度。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政府管理，对决策的可行性与预测性做出论证与判断，促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理性。各种咨询组织是一种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他们对政府的民主决策能起到监督与论证的作用，他们既可以反映民声又可以宣传政策。

5.加强决策及管理过程、结果的评估。不断修正政策的正确性，使决策管理具有连续性，从而防止和杜绝决策者的主观臆断行为。此外，通过多种政策号召与宣传，激发群众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多种网络加强与群众联系。

总之，加强政府决策行为的合法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决策行为的任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诸如社会不公、腐败等社会问题，进而提高公共决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质量和效率。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为人民服务，尽管从某种角度上说，政府也是“经济人”，也有自身的利益，但它永远不会自主地为人们服务。所以更应该促使政府决策行为规范化以为民所用。

4．举例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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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商等部门联手调查后发现，“世界名牌”达芬奇家具造假涉嫌原产地造假，号称“意大利原产、实木制作”的进口家具，却被曝光是“东莞生产、密度板制作”。质量不合格、标注模糊笼统的劣质家具，仅仅通过“保税区一日游”搞到“进口”证明，傍洋牌子后就能让身价翻上数倍。达芬奇家具“密码”的破解掀开了高端进口家具的冰山一角，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在国内销售的高端“进口”家具有意隐匿原产地为中国，只是目前还没有被发现而已。“进口”高端家具造假事件到底能带给我们哪些反思？ 反思一 国产商品“负进口”成为牟利秘诀

达芬奇公司销售的天价家具，并不像宣称的那样是100%意大利生产的，而是在东莞的一些家具公司加工的；所使用的原料也不是什么意大利名贵木材白杨荆棘根，而是高分子树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在达芬奇专卖店卖到30多万元的双人床，在东莞长丰工厂这里只需要3万元左右。这是典型的假“洋牌”作为，假“洋牌”也叫“国产洋品牌”。

实际上，达芬奇不是第一个假冒的“洋品牌”，近年来，在各个行业中本土品牌或企业冒充国际产品的案例层出不穷。意大利知名服装品牌“吉诺里兹”，则是由北京郎迪的服装生产企业转手到北京吉嘉诺服饰有限公司，根本就没在国外注册，却一直以意大利品牌自居。一款名为“歌浪尼”的手表自称是意大利品牌，据销售人员称，该品牌16世纪原创，1986年进入中国，在北京一些大型商场里均有销售。实际上是1994年在深圳南山区天安工业村注册商标，2009年才到意大利注册。

让我们来看一下“负进口”的路线图：中国本地经销商和洋品牌签订代理协议后，由此便取得在华代理的一切权益(包括原产地证明，协议等)，然后再进口少量外国家具(合法取得报关单)在国内和厂家合作仿制这些家具，并贴上洋品牌标识，“出口”到原产地国再“进口”回来以假乱真，这个过程被业内称为“过一下水、镀一层金”。山寨厂家和代理商相互勾结，前者负责设计加工制造，而后者则负责打通各个环节，取得各项凭证和销售资质等。

负进口，一个多么神奇的名词，估计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吧。中国产的产品出口，这个当然是合法的；从国外进口产品，这当然也是合法的。从这层意义上说，那些商家认为国产商品“负进口”自然也是合法的，此种牟利手段没有不当之处。初看起来，达芬奇事件只是把“进口”、“出口”两根链条合起来，有其“合法性”。它的“合法”性，应该是仅限于在程序上按照了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办理。这个“合法”，对于商品的本身性质不会有什么改变，哪里产的永远还是哪里产的，绕了一圈的“达芬奇”决不会变成是意大利制造了，相信任何一条法律都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其实，就算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找不出破绽，像这样的居心不良难道就有理了？为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目的实施了这样的不光彩的行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因为出口再进口行为表面的合法性就烟消云散，就不该挨板子吗？

我们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把事情做到明处，别偷偷摸摸地干，更不能因为出去镀了一下金就把铁块当金锭卖。不能把钻法律的空子当成自己捞钱的手段，不能把消费者当成“冤大头”。我们更期待，对于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捣乱市场秩序行为予以制裁，能真正解开市场、监管双双失灵的乱码。 反思二 监管缺失催生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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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进口品牌数量很多，各品牌进驻中国市场方式多样，以开设专卖店、独立店、授权代理商等多种手段，遍地开花。作为消费者，却很难获得“洋品牌”的真实信息。很多品牌没有设置官方网站，有官方网站的品牌，大部分也没有授权代理商或店面的介绍，信息不齐全，消费者了解进口品牌的渠道和信息来源少，这些都为消费者辨别洋品牌身份和产品真伪增加了难度。

以达芬奇事件为例，由于商家的宣传形式不同，法律上就难以定性，很多商家也就是这样打“擦边球”。达芬奇是国外著名品牌，而这一商标的确是在国外注册的，只是生产销售都在国内，那么也没有错，只是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装正品”洋货。但若以此为噱头误导消费者购买是否会构成欺诈呢？事实上，无论是否存在欺诈，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这种定性和操作都很难。最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国产洋品牌屡被曝光，但是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

要想从源头上遏制类似事件的频繁发生，辨别进口品牌真假的“重任”不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国家质检、工商、海关等部门应该联合起来，对进口品牌进行审查。由于质检、工商等相关监管部门各自负责的领域不同，无法对进口产品进行质量、流通、出入境等全方位的跟踪检测，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相关部门应该协调监管，对产品的原产地、进口、质检报告进行贴标或建立数据库，同时提升各部门信息技术，建立电子数据共享平台。这样任何一个部门在检测产品时，只要查相关数据，即可辨明真伪。

同时，还应从工商、质检及行业主管部门等源头抓起，对洋家具标准进行规范。比如，一件家具进口材质占多大比例才能标称为进口家具，目前的规定还不太明确。只有制定并实施完善的相关制度，对标准进行明确和规范、对造假商家加大惩处力度，提高监管力度。消费者如果怀疑家具有问题，可先与商家进行协商，也可以通过联系12315、消费者协会和国家工商、质检部门进行投诉。

达芬奇事件的确让消费者产生了信任危机。但它对行业的长期发展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暴露出市场监管的缺陷，促使监管部门将进口家具的规范提上议程，尽早拿出一套具体明确的管理办法。

反思三 买到假洋货如何维权

东窗事发后，达芬奇家居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致消费者的公开道歉信》，首次向消费者道歉，承认企业存在“产品产地标注、产品质量和不规范宣传”等问题，但就消费者普遍关注的赔偿问题却避而不谈。许多消费者上门索赔被拒之门外，更不用说消保委规定的“退一赔一”理赔原则。那么，在没有退赔方案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如何维权？

法律界人士认为，达芬奇家居即使不提退换货及赔偿问题，也不会影响其消费者按照相关法律维权。在这份公开道歉信中，虽然缺乏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退赔方案，但消费者维权并不需要达芬奇家居的同意。依据我国《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签订定购合同但尚未提货的消费者，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商家丧失商业信誉，可以中止履行合同。已经提货的消费者，若其购买产品涉及伪造产地、虚构材质、质量不合格等欺诈情形，首先可以就相关职能部门目前已经公开认定的这些事实向达芬奇家居要求退货。如果对方不认可这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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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消费者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待工商部门查清楚，认定其存在消费欺诈行为、抬高售价、给消费者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消费者可以根据工商的结论性鉴定要求“1＋1”赔偿。 在达芬奇个案中，商家在订单中标注产地是合同的内容之一，所以要对注明的产地负责，而订单中注明这一点也是消费者维权时一个有力的证明。也许有人会辩称，知名品牌产地众多，比如耐克也可能就在中国生产。但是，耐克在购买时没有强调以美国生产来提高身价，而达芬奇家居在兜售时反复强调其“原装进口”的价值，才诱导消费者以超高价购买其产品，这就是欺诈。

在维权方式上，建议有政府出面集中赔偿。毕竟，单个消费者个体维权是有障碍的，因为取证比较难，维权成本比较高，相对来说借助政府部门的职能，直接用政府部门的调查结果作为证据会简便一些，而且目前上海工商部门已经开始启动调查程序。随着达芬奇家居造假事件愈演愈烈，一旦成为公众事件，就会出现政府直接出面协调的结果，避开法律诉讼，不再遵从“1＋1”赔偿，最终以全额退款协调处理。

对于那些期待获得“退一赔一”方案的消费者，起诉要尽早，避免最终“一刀切”。到法院起诉欺诈案需要原告提供证据，个体消费者除需要保留订单证据外，还要有实物证据，比如达芬奇承诺为实木，但实际上是密度板贴三聚氰胺，那么消费者就要到相关监测部门拿到监测结论，这个费用是需要消费者先行垫付的。 反思四 洋货真能撑起个人尊严

国产洋品牌的繁荣基于国人对洋品牌的崇拜和对国内产品质量的不信任。在达芬奇事件中，商家的有意造假和监管制度的缺失是造成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而部分消费者迷信“洋货”让这些不法商家有了用武之地。假“洋家具”得宠的背后是国货的沦陷，然而比假“洋家具”抢占国内市场更让人心悸的是当前社会“崇洋”风气的盛行，让我们去“显微”这种现象的本质“病源”。

专家对中国高端人群消费行为分析后认为，挟洋自重、炫富攀比的心理使他们认为购买洋家具更能撑起个人尊严。“我们卖的不是家具，而是文化。”达芬奇正是抓住他们的畸形消费心理，玩起“标新立异”的文化概念。事实上，华夏文化已让世界折服，今日之中华已非他日之衰败，早已光辉屹立于世界之林。如此劣质的炒作同样能够引起共鸣，恰恰暴露国人不自信的劣根性。缘何他们会深陷“崇洋”的劣根文化而无法自拔？假“洋家具”又是如何迎合这部分人的？

归根结底，这部分富人还未茅塞顿开，自以为是要炫耀一番。假“洋家具”正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炒作西洋文化概念，设置极高的价格门槛将普通老百姓剔除在外，最后圈定“出类拔萃”的目标人群。正是“欧罗巴”遗老遗少们的用情专一，加之假“洋家具”的手法高明，构筑了独特的市场奇观。这些人为制造的“洋家具”被摆在高端位置，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一些炫富、跟风的国人明明用着自己家造的东西还在夸别人。陶醉于此，他们丧失的不仅是个人尊严，更有民族魂魄和国家底气。

可以想象，要是没有这样崇洋媚外的畸形心态，可能也就不会有畸形的市场，至少不会出现如此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的造假欺诈。“买卖”关系中，“买”和“卖”总是相辅相成的，“卖方”的冲动和目标往往对应于“买方”的需求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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