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uarthistory-教材-詹森艺术史-第八章 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艺术

第八章 早期基督教与拜占庭艺术

随着罗马政权衰落，一个具有迥异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社会扎根在罗马的土壤中。这个新文化一部分由罗马传统构成，但也包括众多土生土长的非罗马民族的活力和风俗。新文化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始于古代近东的宗教运动塑造的，那就是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文化在罗马、北欧民族迁移，以及基督教信仰和体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延续了1000年。后来，在恢复罗马方式的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家称其为中世纪文明；在他们眼中，中世纪就是处于文艺复兴与古代世界之间的时代（“medieval”一词源于拉丁语“med(ium) aev(um)”，所以是中间世纪［Middle Ages］的同义词）。中世纪的年代范围并不固定，但许多史学家认为，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是中世纪开始的标志，而15世纪初的文艺复兴则是结束的标志。

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创建的统一政体开始分崩离析，随后帝国东半部（主要是北非和西亚，也包括巴尔干半岛）和西半部（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地区）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帝国中心（见地图8.1）。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保持着中央集权，而西罗马没有这种集中权力。在公元7世纪以前，东罗马一直试图控制西罗马，尽管徒劳无功；但到了7世纪末，东罗马自身也面临来自伊斯兰的军事威胁。西罗马后来进一步分裂成更小的王国。

伴随晚期罗马的政体不稳出现了信仰危机，于是新宗教应运而生。晚期罗马帝国是一个宗教大熔炉——包括古老的犹太教信仰（Judaism）、基督教、密特拉教（Mithraism）、摩尼教（Manichaeism）和诺斯替教（Gnosticism）等等。这些相互竞争的宗教有一些共同特点，例如强调通过一位最高先知或救世主传达神启，关注救赎的希望。基督教围绕着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的生平和教义，在上述所有宗教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首先传到了希腊语地区，尤其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公元2世纪末传播至拉丁语地区。马太（Matthew），马可（Mark），路加（Luke）和约翰（John）撰写的福音书是我们了解耶稣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可能成书于公元1世纪晚期，即耶稣故去数十年后。福音书将他描述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上帝之子，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或称“受膏者”（Anointed One）。基督雄辩，其训诫极富深意，他被认为创造了众多神迹，具有天生美德，这些都被看作是他神性的标志。罗马当权者认为耶稣的教义扰乱民心，于是逮捕并审讯了他，最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基督信仰传开之后，罗马人认为基督教徒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因此持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迫害。尽管如此，到了公元300年，罗马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都信了基督教，但这种新兴宗教仍然地位卑微，直至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

那一年，君士坦丁与同为四帝共治成员的马克森提乌斯交战，争夺西罗马的控制权。据他的传记作者、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Bishop Eusebius of Caeserea）说，君士坦丁声称自己梦见基督本人亲口许诺他能战胜马克森提乌斯，312年在罗马的米尔维桥，梦谕果然成真。这就是君士坦丁凯旋门（见图7.63）所纪念的那次胜利。君士坦丁此后便信奉了基督，巩固帝权之后，他还将基督教推广到帝国全境。君士坦丁大兴土木，召集教会会议。他宣称自己的政治权力是上帝授予的，是国家元首，他还将自己置于教会之首。他选择接受并支持基督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它带来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遗产的结合。中世纪的特性，以及此后欧洲历史的特性，都直接取决于君士坦丁的决定。

君士坦丁还决定为罗马帝国另立都城，新都就在希腊战略重镇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

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新都远离罗马古老的非基督教中心，身处富裕的东方行省，位于帝国基督教化最彻底地区的核心。君士坦丁一定没有料到，迁都不过百年，罗马就一分为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部帝国和以罗马城为中心的西部帝国。但帝国的力量和财富都集中在君士坦丁堡，保卫着东部帝国的安宁和富足。在西方，帝国权威在新的挑战面前更显软弱，非罗马民族先是进犯欧洲，随后在此定居。两个帝国在体制和宗教习俗方面渐行渐远。

西罗马帝制衰落留下了权力真空，罗马主教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被称为教皇的罗马主教声称自己由圣彼得（St. Peter）赋予权力，是全世界基督教会的领导人，但东部帝国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强烈反对。教义和礼拜仪式的分歧愈演愈烈，直至基督教世界最终彻底分裂成西部的天主教会和东部的东正教会（Orthodox）。东西教会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或称最后的决裂，发生在公元11世纪。

东西方之间的宗教分立深刻影响了晚期罗马帝国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严格说来，“早期基督教”并不是一种风格。确切地说，它指的是在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前，大致就是耶稣诞生后的五个世纪里，由基督教徒制作或为基督教徒制作的任何艺术作品。另一方面，“拜占庭”表示的也不仅仅是东罗马帝国的艺术，也指其特有的与君士坦丁堡皇廷相关的文化和风格。 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艺术的源头都在罗马。但早期基督教的艺术形式异于希腊和罗马艺术。古代民族用写实的雕塑和绘画来表现神的实体存在，而早期基督教艺术家却探求另一种视角。服务于新信仰的早期基督教艺术家关注象征性表现手法，运用物质手段来表达精神实质。早期基督教艺术，将晚期罗马帝国日益程式化、抽象化的艺术形式加以改进，成为可以同时传达深刻的精神力量和明晰的世俗力量的视觉语言。它成为后来中世纪的西欧和拜占庭艺术形式的基础。

早期基督教艺术

君士坦丁之前的基督教艺术

我们不知道最早的基督教艺术品是在何时或何地制作的。现存的绘画或雕塑的年代都不早于公元200年左右。事实上，我们对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之前的基督教艺术知之甚少。这并非偶然。现存最早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罗马，但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罗马还不是基督教中心。更古老、更广大的基督教地区在北非和近东的大城市，如亚历山大港和安条克（Antioch），但对于这些地区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Palestine）等中心的基督教崇拜场所，我们所知的也只是凤毛麟角。

地下墓窟艺术 在研究最早的基督教艺术时，罗马地下墓窟（catacombs）中的绘画装饰是我们仅有的数量可观的材料。葬礼和护卫坟墓对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信仰建立在救赎之上，也就是在天国永生的希望。就这一点来说，地下墓窟中的绘画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帮助我们了解建造墓窟的信众的精神世界。

在罗马的圣伯多禄和圣玛策林墓窟（SantissimiPietro e Marcellino）中有一些制作精良的墓室，其中一个墓室天顶（图8.1）的装饰风格肃穆简单。固定的边线控制着整体构图：中央的圆圈内画着一个牧羊人，左右都是绵羊，肩头扛着一只小羊羔。圆圈与四个半月形饰面（lunette，半圆形空间）相连，四角各绘有一个高举双臂的人。在风景背景以及运用线条分隔画面方面，画作风格与罗马壁画相似（见图7.55中位于普里马波塔的利维亚别墅，或图7.57中维梯之家的伊克西翁房间）。但这些墓画更为粗略，不似罗马壁画那般依赖自然观察。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地下空间的性质、用途和意义。

除真正的葬礼，地下墓窟偶用于纪念性庆典。这也是此类壁画细节不多、制作不精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主要意义是象征性的。《旧约》第二诫中明确禁止塑造偶像

（见第二部分末尾的附加原始文献），与此圣经训诫一致，地下墓窟中一般不出现基督的形象，只是以隐喻的方式暗示。肩扛绵羊的牧羊人就是在暗指基督，因为在《圣经》的记述中，基督多次自称为“好牧羊人”，关心“羊群”的福祉，愿意牺牲自己来保追随者获得救赎（《路加福音》15:4-6；《约翰福音》10:1-18）。这个“好牧羊人”的暗喻也来自《旧约》，如在《诗篇》（Psalm）第23篇中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据和合本）

与《旧约》的关联证明，许多皈依基督教的都是犹太人。

环绕着好牧羊人形象的四个半月形饰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是关于《旧约》中的先知约拿（Jonah）。其中也清晰地指涉了基督教对基督的信仰：约拿在鲸腹中度过三天是一个宗教信条，基督被认为在墓中度过三天也是宗教信条；正如约拿毫发未伤地被吐出来，基督也是肉身完好地从墓中复活。知道旧有信仰中的教诲在新宗教中得到了共鸣，皈依不久的信徒可能会感到自在。约拿的故事被描述成对基督生平事迹的预示（prefiguration，预现），因此《旧约》故事被认为是预言，而《新约》则是其应验的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思想家开始分析《旧约》与《新约》之间的预言关系，他们提出了一个有效的索引方法，称为预示论（typology），后来具有了深远的意义。

圣伯多禄和圣玛策林墓窟的天顶绘画还借用了古典文化中的意象。好牧羊人本身让人想起异教的仁爱象征，在古代表现为肩扛祭牲的男性雕像。约拿斜躺在葫芦丛下，享受着上帝的恩泽，他的姿势源于罗马异教神话对恩底弥翁（Endymion）的描述，这位青年因其俊美而被赐予永恒的安眠。所以，曾为异教徒的基督教皈依者与犹太信徒一样，也会熟悉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一些形象和观念。

好牧羊人和约拿都与慰藉性的信息联系在一起，这提醒我们，早期基督教艺术是在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发展起来的，其时政治、社会、经济动荡不安。新宗教的诱惑确实巨大，它告诉人们现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来世，因其蕴含着永久安宁的希望。半月形饰面之间那四个站立的人像是祈祷像（orants，礼拜者），被表现成长期使用的标准祈祷姿势，象征着信仰和虔诚者两种美德使个人救赎成为可能。

有人可能会怀疑，基督教使用非基督教和犹太题材有多少政治目的。毕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将其他文化和宗教的表现形式借用来达到新的目的，这是一种挪用行为。通过采用某个更古老、更成熟的文化使用的表现形式，基督教徒表达出他们支配那个文化的野心，实际上就是试图取而代之。随着基督教逐渐强大，此类挪用变得更加系统化。

雕塑 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雕塑似乎并不重要。《圣经》禁止雕刻偶像，人们认为这主要是指异教神庙中供奉的大型神像。因此，为了防止被偶像崇拜污染，基督教雕塑必须避免真人大小的雕像。如此一来，雕塑便朝着反宏大纪事的方向发展：摈弃了希腊和罗马雕塑的空间深度、写实风格和庞大体积，转向薄浅、小巧和花边状表面装饰。

最早的基督教雕塑作品是石棺（sarcophagi），从3世纪中叶起用于安葬教会中的重要成员。它们的原型是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取代骨灰瓮的罗马非基督教石棺。在君士坦丁时期以前，石棺的装饰基本上沿用地下墓窟的常见主题。其中的实例可见罗马老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 Antiqua）的大理石棺（图8.2）。石棺制于3世纪中叶，左侧是关于约拿的场景：船、海怪和斜躺的先知。约拿的躯体精雕细刻，姿态优雅，让人想到艺术家一定借鉴了古典作品。因而，好牧羊人虽然被程式化了，但他能恰当地分配重量，虽肩扛绵羊仍然显得轻松自如，这一点也让我们联想到古典雕像。中央高举双手做祈祷状的祷告妇女也是我们在地下墓窟绘

画中见过的题材。手握卷轴的坐像源自古代的作家或哲学家雕像，也是另一种对基督的隐喻指涉，指向他的导师角色。右侧是一个洗礼的场景。受洗者可能就是基督本人。若果真如此，这就显示了一种朝叙事发展的倾向，因为洗礼是耶稣一生中的大事（见第240页的背景知识）；同时还表现出直接描绘耶稣的意愿。另一方面，受洗者外表普通，并无个人特征，身体比例类似孩童。使用这种泛化的表现方式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制造出偶像崇拜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因为期望表达出受洗场景的本质，而描绘出基督形象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家庭教堂 虽然我们几乎没有关于早期基督集会场所的考古证据，但包括《圣经》在内的文献记载表明，基督教徒会定期聚会，表达对上帝之子和救世主基督的共同信仰，并进行圣餐礼（Eucharist），即分享圣化的面包和酒（象征着基督的肉和血），纪念耶稣及其门徒共进的最后的晚餐，以此达到与基督的精神结合。这类基督教徒集会起初可能在私宅进行，后来才转移至专用于基督教礼拜活动的公共场所。这种状况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基督教可以说是一个地下宗教，而且其他宗教似乎也将私宅用作集会地点，例如庞贝的秘仪庄园（见图7.53）。

20世纪20年代，叙利亚小镇杜拉欧罗波斯（Dura-Europos）出了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我们因此得见典型的基督教集会场所的面貌。杜拉欧罗波斯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个罗马市镇。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一直试图通过征战来扩大疆土（见第二章），公元256年，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即将来袭的波斯军进攻，小镇加固了防护墙，这就需要填埋靠墙的街道来形成防御掩体。许多建筑物被埋入掩体下，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一座犹太教堂和一栋用于基督教仪式的房子。

从大多数方面来看，这栋房子是一座典型的两层古罗马中庭式宅邸。通向中庭的大房间可能是信众集会室，而另有一个房间显然是专门用来举行洗礼的，因为房中有一个占据整整一面墙的洗礼盆（font，图8.3）。洗礼盆上覆一个石制华盖，华盖下方的端壁和侧壁均有半月形饰面，其中是壁画场景。绘画题材有一部分是常见的：在半月形饰面中，好牧羊人肩扛一头绵羊，羊群就在他跟前，左下方绘有亚当（Adam）和夏娃（Eva），但现在已几乎看不出来了。侧壁上画着三个手持蜡烛的妇女，她们正向一个石棺走去：这个场景表现的是圣墓旁的

三位玛利亚（见第240页的背景知识），在走近基督之墓（《马太福音》28:1-10中有此描写）时，她们遇到了一个天使，天使告诉她们，墓是空的，因为墓中的基督已经复活。 杜拉欧罗波斯住宅中的壁画可与早期基督教地下墓窟和石棺上的画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包含了共同的意象，如对好牧羊人以及亚当和夏娃的描绘。这些意象显示了对死亡和报应、复活和救赎的普遍关注。这幅画里包括了亚当和夏娃，使观者想起原罪，它由亚当犯下，在人类中代代相传，基督的舍身赴死及其复活将使人类摆脱原罪，三位玛利亚探望基督的空墓强调的就是他的复活。丧葬题材结合洗礼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是合理的，他们把洗礼看作是在新信仰中重生，正如他们认为肉体死亡是在永生中复活。甚至当艺术家们还在试验怎样才能最好地描绘全新的题材时，新题材的创造者，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赞助人，都在基督教时代的头几个世纪中为基督教艺术注入了强大的概念一致性。这兴许是因为新宗教需要易于理解的教诲方式。

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徒使用的也是在杜拉欧罗波斯见到的那种中庭式邸宅教堂（domus ecclesiae），或称家庭教堂（house church）。仅在罗马城，我们就已经知道有25座专门用于基督教礼拜的私人宅邸，无疑曾有更多，但大部分已被破坏，因为后来在原址又兴建了新的教堂。

基督教得到官方承认后的基督教艺术

在家庭教堂的原址上建造基督教堂反映了基督教的性质在4世纪时发生了变化，由一种不被承认的宗教变成了得到皇帝君士坦丁支持的官方宗教。几乎是一夜之间，必须为新的官

方宗教创造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环境，便于所有人意识到教会的存在。君士坦丁本人倾其权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短短几年之内，在帝国财力支持下，许多大教堂就在各地拔地而起，不仅有罗马，还有君士坦丁堡、圣地及其他重要地点。

基督教公堂式教堂 君士坦丁时期最重要的教堂建筑是一种长方形公堂，这种类型为西欧教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模式。早期基督教公堂式教堂的基本特征源自帝国的长方形公堂，如乌尔皮亚公堂（Basilica Ulpia，见图7.33）。与帝国公堂一样，它的特点是有一个长长的中堂（nave），两边是侧堂（side aisle），高侧窗（clerestory）提供照明；还有一个半圆室（apse，只在一端）和桁架木屋顶。罗马长方形公堂适于作为教堂建筑的模式，因为它内部空间宽敞，能够容纳很多人，同时又显示了与帝国的关联，正是罗马皇帝赋予了基督教特权地位。罗马公堂主要用于市民活动，与其作为礼拜场所的新用途大相径庭，所以必须对罗马风格的公堂进行重新设计，以适应这种功能上的变化。因此，公堂的纵向布局有了一个新的中心：位于半圆室（通常在中堂东端）前面的祭坛（altar）。祭坛位于太阳升起的东面，这一布置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基督教继承了其他宗教的许多神性。在这个例子中，化身为太阳神的基督与罗马神祇阿波罗拥有共同的象征。

君士坦丁时期最大的教堂是罗马的旧圣彼得教堂（Old St. Peter’s Basilica，图8.4和8.5）。16和17世纪，这座教堂被摧毁，并被现在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取代，但17世纪的一本早期素描摹本集中保留了它的原貌（图8.6），还有一些文字描述。这些资料使我们对教堂最初的设计有了清晰的了解。旧圣彼得教堂于319年开始修建，329年完工，坐落在梵蒂冈山上，旁边是一块异教徒墓地。它正好建在圣彼得墓之上，此墓的标志是一个覆有祭坛华盖（baldacchino）的圣殿（shrine），华盖代表这是一个尊贵之地。就这一点来说，旧圣彼得教堂是这位使徒的殉道堂（martyrium），即存放圣徒遗物或圣人遗骨的建筑。圣彼得墓是全教堂的中心，而且由于建造地点的限制，半圆室被安置在教堂西头，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教堂结构的特点。宗教仪式在圣殿前方的活动祭坛上进行，使用皇帝躬亲捐赠的金银器具（见第244页的原始文献）。

要进入教堂，会众需先穿过一个带有柱廊的庭院，即前庭（atrium），它是在4世纪末才添加上去的；这一部分也是源自罗马公堂。然后，会众通过前廊（narthex，即门厅）进入教堂。中堂柱廊间隔均衡，通向巨拱（triumphal arch），这道拱门就横跨在圣彼得圣殿和后面的半圆室上方。圣殿位于中堂与耳堂（transept）交界处，耳堂是垂直于中堂和侧堂的一个独立空间。耳堂两端有立柱隔开的空间，可能是用于准备教堂仪式所需物品和贮藏信徒带来的供品。

基督教礼拜仪式是为公开礼拜而规定的一套仪轨，它的重心一直是弥撒，其中包括圣餐礼，就是在祭坛上象征性地再现耶稣牺牲的情景。早期基督教公堂式教堂将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祭坛上，通过将其置于长长的中堂的尽头正对入口，使祭坛成为教堂的焦点。甚至除了这种较为普遍的做法之外，旧圣彼得教堂还以其特殊的、额外的殉道堂角色赋予了祭坛异常突出的地位。

尽管我们现在认为宗教仪式是公开的，但在早期的教堂中，只有正式基督教徒才能亲眼见证整个礼拜仪式。只有通过洗礼，那些接受教导、准备入教的慕道友（catechumen）才能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在受洗之前，他们能耳听部分弥撒仪式，而不能亲见。甚至在今天，基督教徒们还将这称为弥撒的“神秘”。

集中式建筑 在君士坦丁时期，穹顶覆盖的圆形或多边形建筑进入了基督教建筑传统。罗马皇帝曾兴建过类似的建筑，它们是巨型墓葬或墓庙，如戴克里先在斯帕拉托的皇宫中为自己修建的墓庙（见图7.71）。因此我们毫不意外，早期基督教集中式建筑（central-plan building）常常具有丧葬功能，如罗马的圣康斯坦萨（Santa Constanza）就是君士坦丁之女康斯坦蒂娅（Constantia）的墓庙（图8.7和8.8）。它建在一座地下墓窟上方，原本是城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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