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用，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亚里斯多德在这里虽然是就戏剧表演艺术发表的议论，其实也适合于文学创作。

我们把话题扯得稍稍远了一些。总之，真实而深厚的感情是形成含蓄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作家有节制地、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这种感情的时候，就可能获得含蓄的效果。含蓄，是感情力度的表现。我们在孙犁的作品中，几乎到处可以感觉得到这种感情的力度，因而读他的作品，不会感到疲倦乏味，而总是得到一种陶冶、一种鼓舞或一种启示。

因为孙犁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含蓄，他也同时收获到了“短”。“短”，是孙犁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五四”以来，只有鲁迅等极少数作家的短篇小说是真正地做到了“短”的。“短”是含蓄的外在形式。在我国文学遗产中，“短”常常和丰富联系在一起。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说，“《大风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后世穷技极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尝题柯敬仲墨竹日:‘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抵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①孙犁的作品，就是“画竹”，不要看只有那么几笔挺劲的疏叶，却能引起“满堂风雨”的联想:那里是飞泉泻玉的幽谷吗?是花繁林翠的园林吗?抑或是星汉璀璨的夜空呢???反正是一个能够勾起读者遐思翩翩的十分可爱的地方。“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作家灿若云霞的绮思和鬼斧神工的笔力，营造了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

好的艺术都是含蓄的。据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普拉度美术馆，有一幅毕加索一九三七年创作的名画《格罗尼卡》，这幅画画的是西班牙小镇格罗尼卡于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惨遭纳粹德国轰炸的景象。在那次轰炸中，十五分钟内死了好几千人。但反映这一惨 ①《怀麓堂集·杂记卷十》 象的绘画，没有画出一枚炸弹，一滴鲜血，整个画面都是对于战争和暴行的控诉①。由这幅画，我想到了《风云初记》第六十七章一段关于战斗的描写。在那段描写里，作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写战斗，他主要是写这场战斗在旁观者心中引起的焦急和担心，也就是说，他是通过旁观者眼睛和心灵的折光来反映这场战斗的。但这样一来，这场战斗的气氛和结局反而在读者心中造成了更强烈的悬念。在这群旁观者中，有烧窑的老百姓，也有八路军干部，他们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退到村外一座砖窑的后面窥看着村中进行的这场战斗的。这是一场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战斗，因而才使这些旁观者(还有读者)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看吧，敌人已经攻进了村子;原来冒着黑烟、有着哭喊声的村子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但“这种沉寂是可怕的”:不仅“田野紧张起来”，太阳“收敛了光辉”，就连砖窑附近那一排排水坯，一垛垛柴禾，也“都象在那里激动着”。但直到这时，我们在作品的画面上还没有看到任何激烈的拚搏;等我们从一个老人的描述里间接地“看”到这场拚搏时，敌我双方只涉及到三个人，而且也临近这场战斗的尾声了。

试想，如果请画家按照这个题意画出一幅画来，那该是什么样子呢?显然，在这场进行得十分激烈的、白热化的战斗中，我们看到的，

将主要不是敌我双方的拚搏，不是枪弹的扫射和刺刀的闪光，而是焦急的窑工和我军干部，是沉寂得可怕的村庄和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田野，是那失去了光辉的太阳??这样，我们除了能用心灵更深刻地感受到这场战斗的激烈和令人压抑的气氛外，还能看到那在战斗之外的、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关注着这场战斗的广大人民的心。

我在这里无意将毕加索的画和孙犁的作品加以对比。描写战①香港《大公报》1982年6月26日 争或战斗，总的说，不是这位作家的所长。但我们确实在这里看到了:处于不同条件下、用不同的艺术语言进行创作的两个艺术家，在追求自己作品的表现力上，却不约而同地采取着同样的方法，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当然，孙犁说过:“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①恰巧，《格罗尼卡》的作者毕加索当时也正在巴黎流亡，没有经历过那次轰炸事件。这也许是促令这些严肃的艺术家们不对事件做直接表现的主观原因。但是，如上所说，这丝毫没有减弱他们作品的艺术魅力。

四、地方色彩—实现现实主义要求的结果

孙犁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这种色彩渗透在人物性格、地理环境和风习民情等各个方面，是构成作品整个生活画面不可分割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它是纵深的，不是平面的。例如，在下面这段描写里，我们看到了北方的“社戏”:·

??乡下人看戏，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台下就象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象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

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②

和我们在鲁迅的《社戏》中看到的江南水乡充满优雅气氛的民间唱戏不同，这里是北方平原上的粗犷格调;但在热闹和喧扰之中，一样洋溢着人们的热情和兴奋。只有对自己经历过的故乡风情怀 ①《孙犁文集·自序》②《风云初记》第五十八章 着温暖的感情和记忆，才能用寥寥无多的笔墨勾画出如此热烈的场面。

再看看下面这段描写，这是抗日战争时冀中平原的一角:

太阳刚刚升出地面。太阳一升出地面，平原就在同一个时刻，

承受了它的光辉。太阳光象流水一样，从麦田、道沟、村庄和树木的身上流过。这一村的雄鸡接着那一村的雄鸡歌唱。这一村的青年自卫队在大场院里跑步，那一村里也听到了清脆的口令。①

这是一幅素描，可以题做“平原即景”。从画面上，我们观察和感觉到:太阳的光线是流动的，冀中的土地是平敞的(不平敞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承受阳光)，雄鸡的歌唱是高亢的，抗日的生活是热烈的，—这就是处于“五一大‘扫荡’”前夕的冀中平原，它正以蕴蓄着的全部光明和美丽，对抗着即将到来的敌人强加在这块土地上的罪恶战争。在故乡的色彩里，原来包含着这么多沸腾的感情和力量。这当然不是土地有知，草木有情，而是自古以来劳作、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

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灌育了它，打扮了它，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富有热力和特点的生活点缀了它。敏感的作家是从人民的情绪和大自然的交融中捕捉了它的色彩的。

下面一段是写农村一对小儿女的爱情的:

春儿回到屋里，在针线筐箩里翻了一阵，纫着针走出来，一

条长长的白线，贴在她突起的胸脯上，曲卷着一直垂到脚下?? 顺便说一句，这里结合动作写人物的身姿、风采颇见精神，比单纯描写人物的外形活脱多了。春儿替芒种“密针”缝好了小褂子，“用牙轻轻咬了咬，又在手心里平了平”，“扔”给了芒种。但作者似乎决心要把冀中平原上这对贫苦儿女的情意表现得更缠绵、更饱满，他并不肯就此罢手;芒种为春儿家担了一气水，刚缝好的 ①《小胜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褂子，又有一处“象小孩子张开了嘴”。于是，作者又写下去:

“来!再对上几针，”她招呼着芒种，“就穿着缝吧，给你叼上一根草棍儿!”

“叼这个千什么?”芒种说。

“叼上，叼上!要不就会扎着你，要不咱两个就结下冤仇了!”春儿笑着，把一根答帚苗放在芒种的嘴里。

凑在身上缝衣服要叼上根草棍儿，这是冀中乡间的古老风俗;至于这种风俗是怎么来的，我们无法考其究竟。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叼上这根草棍儿，一定能够加重这对当事人的心理气氛。接下去，果然演出了这样急迫、热烈的场面:

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

郭志刚

“他不一定妄想超越别人，但是他希望向读者提供一点新鲜的东西，就是希望在艺术园林里栽培一株新的树”。①孙犁在这里说的，是泛指一切作家，也是他个人多年来的追求和愿望。他的创作实践说明，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在“五四”以来的文坛上，他是建立了自己卓异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

一、从平凡生活表现时代的主要旋律

孙犁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在半个世纪中，他经历了我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的剧烈动荡的时代。虽然这样，他却主要不是通过重大生活场面来反映社会的斗争和变化，而是更多从日常生活事件的摹写中，多方面地展示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他在谈到苏联小说家聂维洛夫的作品《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据作者介绍，作品描写一个叫玛利亚的妇女如何摆脱丈夫和社会习惯势力的控制，逐步走向觉醒和进步)的时候，说:“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所以，我们仔细端详这个故事，在各方面，它都是十月革命期间发生在俄国乡间的一个故事。”②这是作家在四十年代 ①《论风格》，《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②《文艺学习·第四章》，《孙犁文集》第六卷114 说的话，那时，他刚刚开始进行创作不久。在这段朴素的论述里，寄寓着他的欣赏趣味和美学理想;这种趣味和理想，恰恰伴随着他的创作生涯的开始。多年来，他正是力图通过在

我国革命进程中那些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现象，表现出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使之“在各方面”呈现出自己时代的色彩和气息。这样，由于他的这些作品“把一个时代的社会和人生的特点写出来了，便具备了历史的意义”。①

并不是任何作家都能从自己周围常见的生活现象中，神情毕肖地显示出时代和社会的特征的，孙犁却是这方面的一个能手。但是即令是他，好象也已经意识到这样做的困难，所以，还在五十年代之初，他就这样呼吁:“如果读者同志们从这些短文里指摘出，在哪些地方我遗漏了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在哪些地方，我没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生活前进的方向，那对我的教益，就更深刻了。”②他“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没有。让我们还是用他自己的话做一个回答吧:“就算文字的风格有如合奏中的粗细乐器，表现得有所不同吧，但无论是一支箫管，一面铜锣，在表现生活大乐章的时候，都不能忽略表现那决定乐章精神的主要的旋律。”⑧例如，在《荷花淀》里，我们听到了冀中人民抗敌的呐喊;在《嘱咐》里，我们听到了广大妇女送郎参战的心声;在《山地回忆》里，我们听到了人民拥爱子弟兵的真情表诉;在《光荣》里，我们听到了庆功祝捷的欢快鼓点??这些作品，或者象《荷花淀》，描写的是几个妇女寻找丈夫的遭遇;或者象《嘱咐》，描写的是一个离家八年的战士在家度过的一晚;或者象《山地回忆》，描写的是一次河边的磨擦与和解，以及居家度日等生活细事;或者象《光荣》，描写的是对一个立功回来的战士的等待与欢迎??总之， ①《文艺学习·第一章》，《孙犁文集》第六卷。②《<农村速

写>后记》，《孙犁文集》第七卷。⑧《编辑笔记》，《孙犁文集》第七卷。 正是从这些平常而又平常的生活事件中，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的旋律”。孙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的生活内容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它们比做不同的乐器，它们是可以共同演奏出关于那一时代的雄壮而优美的乐章的。“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①不仅孙犁的短篇具有这样似平而奇的特点，就是他的长篇和中篇，也大都是通过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来勾勒时代的风云变幻的。如《风云初记》，是一部描写溥沱河两岸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的长篇，这当然是重大题材。但是，如我们所知道的，作者并没有描写重大的战争场面或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他主要是写人，写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在每个人和每个家庭中间引起的各式各样的反响，战争如何改变了冀中人民的生活节奏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迅速动员起来的情况。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人民动员的程度是相当广泛的:青壮年背起了三八式，孩子们组织起儿童团，就是妇女们碾一口袋粮食，也尽先想着交公粮，支援军队，至于老人们，他们除了贡献出自己的子弟和可能有的力量外，还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关心着、计算着这场战争的前途。总之，小说通过大量普通生活场景的描写，把那一时代群众的情绪表现得异常饱满而热烈。它虽然没有直接写战争，但写了从事战争的人民的伟大力量。这不是炮火纷飞组成的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是心灵、力量组成的同样令人雀跃鼓舞的激动场面。这样，通过作者这些“看似寻常”的描写，我们同样看

到了一个大时代的变动。再如《铁木前传》，虽然被认为是反映合作化初期农村斗争的代表作之一，但也没有描写两军对垒的重大冲突。相反，它细腻地描写了铁、木两家友谊的建立及破裂的过程，由此显示了解放前后北方农村的矛盾和 ①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分化;尤其它那样曲折、动人地描写了青年一代在对待生活、劳动和爱情上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将要展现的错综复杂的人生旅程，更使小说反映的生活画面光彩斑斓、蕴借深厚。所有这些，就使得这部中篇小说在描写同类题材的许多作品中，保持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鲜明风貌。总之，题材上的“细”和精神上的“大”，组成了孙犁作品的一种似淡而浓、似素而绚的又清新又繁富的格调。

孙犁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首题为《自嘲》的诗中说:“小技雕虫似笛鸣，惭愧大锣大鼓声，影响沉没噪音里，滴澈人生缝罅中。”①既题“自嘲”，免不了有一时即兴或游戏之意;但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就是一支小小的叶笛，也要拼将全部力气，将真、善、美的人生大道理，化做歌声的清泉，滴澈人们的心中。作者是难得对自己的作品发表正面评论意见的，借着这首“自嘲”，我们才这样近距离地看到了他在艺术上怀抱的理想。

二、创造美的意境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孙犁艺术风格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他的作品中经常受到读者称赞的美的意境。

先让我们欣赏一下《荷花淀》中这段有名的描写: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象坐

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下面还有好文章，但我们不必引下去了。这里描写的不过就是编席，如果采用大事记的写法，只需用一句话说明这女人编席的进度就可以了，但在这里却出现了这样富有舞蹈美和色彩美的动人景象:每天进行的繁重劳动变成了一首诗;辛苦的劳动者和她的 ①《文字之路》，1979年10月11日《天津日报》 劳动产品变成极富有诗意的美丽迷人的形象了。通过这个画面，我们可以间接地感到作家对劳动和劳动者以及荷花淀水乡的热爱与赞美，没有这种真挚的感情，他笔下是不会出现这样令人陶醉的画面的。

《琴和箫》①中有一处描写也是令人难忘的。酷爱音乐的年轻母亲在吹奏一支黑色竹箫的时候，“凝视着丈夫的脸(他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正在演奏一把南胡)，眼睛睁得很大，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这一句描写，已经把这位母亲在演奏过程中的内心激情勾勒无遗了，但更出色的一笔是描写到她的女儿的时候。这时候，母亲正以肯定的口气，在友人面前为女儿的音乐察赋进行辩护，于是，对方折服了:

我也觉得这孩子将来能够继承父母的爱好，也能吹唱。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象她母亲那样的光辉放射出来了。

如果说前一笔写的还是一位乐手在演奏中流露的激情，那么，这一笔描写则更入木三分，它把一个尚未成熟的未来乐手的音乐激情发掘出来了!而这一笔描写又加强了前一笔的描写，说明这孩子是生长在一

个何等具有音乐气氛的家庭里，这种气氛自幼就在感染、塑造美的艺术灵魂了。这样的描写，真可谓“以一目尽传精神”，这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音乐美的意境，没有对别人的艺术充分理解和同样陶醉于音乐生活中的感觉，是很难创造出这种意境来的。

再如《纪念》，当那个家乡被战友解放、自己也在守卫着战友家乡的八路军战士，听到战友的妻、女在深夜絮语中将一家安危系于自己的部队时，这位正在站岗的战士被激动了，他“不禁心里 ①这是作者1942年写的一个短篇，解放后未曾收集，1980年在《新港》重新发表后第一次收入《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现见《孙犁文集》第一卷。 一震”，感到了自己责任的沉重。于是，他很自然地向着正在和自己做伴的星星寻找感情的寄托，在群星之间织成了这样美妙的意境:

??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象一张木犁，它长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象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撤的种子。

画面是新奇的，而且是跳动的，它能够使读者的思想随之活跃起来，发生一连串丰富而邀远的联想。作者感情的火花是这样富有生命的活力，它似乎能随时随地构造出令人向往不止的美的意境，包括那离开人间很远的天上。是的，一个在深夜站岗的战士，只有天上的星星最能寄托他的遐思，使他把现在和将来、把守卫着的这块土地和遥远的家乡联系起来。所以，无论孙犁作品中那些美的意境延伸得多么遥远，又总是没有离开地上的生活。深厚的生活基础是他创造美的意境的源泉。

但是，为什么在很多同样具有深厚生活基础的作家中，并非人人都能象孙犁这样，在自己的作品中给读者留下关于“美”的如此强烈的印象呢?

我觉得这需要从作家的思想气质方面做出回答。这种思想气质，很可能在他童年时代，在抚育过他的那个美丽而淳朴的故乡(一个在溥沱河岸边的古老、静谧的小村庄)的摇篮中，就已经播下了茁壮的种子。“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象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象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①可以肯定，作家对他的故乡是十分眷恋热爱的。几十年来，他不仅经常从故乡(包括他生活和战斗过的第二故乡)汲取素材和灵感，而且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表达故乡人情风物之美的“动型”。 ①《鲁迅的小说》，《孙犁文集》第六卷。 这同样可以由他自己的话来加以验证:“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①可见，一个作家的艺术情操和艺术趣味，是受着他的思想气质制约的，是在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也可以说，从孙犁的气质和习性来看，他是喜欢和美做伴的作家，是倾向于或习惯于表达美好事物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事物是避免不了的，揭露和鞭挞它们也是艺术的重要使命，但他却“不愿意去写”，甚至“也不愿意回忆它”。当然，这是就作家的一般倾向来谈的，也是附有一定条

件的(他特别不愿意回顾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不是说在他的创作中没有揭露过丑恶的事物。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关于他作品中的意境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知道，创作本身的意义，就是创造和发现。那么，孙犁是怎样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创造和发现美的意境呢?

从孙犁一系列作品完成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感情在推动、酝酿和形成他的作品意境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然，感情对于任何艺术创造来说，都是决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法国雕塑家罗丹，甚至以“遗嘱”的庄严形式讲出“艺术就是感情”②，但这并不能冲淡感情因素在孙犁作品孕育过程中的特别突出的作用。读者在他作品中普遍感受到的那种美的愉快和激动，就是作家的思想感情作用于生活并结晶为形象画面的结果，这从上面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艺术就是感情化成的。《庄子·外物》讲了一个故事:“丧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对于把全部心血倾注于自己的作品的作家来说，这个感情化为艺术的过程，也象 ①《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文集》第六卷。②《遗嘱》，《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 “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的故事一样，是一种精诚的结晶，是从生活到艺术的再生和升华，它本身就显示着对艺术事业坚贞不渝的献身精神。孙犁那些晶莹婉好、意境隽美的作品，反映着他在创作中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的特点。这种对于艺术的严肃态度，要求作家通过生活画面的体系，将自己全部真实的感情坦率地、信任地交给读者，这样，他

就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的感情，也就是共鸣。这些，就是孙犁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三、造成含蓄的条件

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中华民族的性格是比较含蓄和内向的。也许和这不无关系:在我国古代文论里，比较强调艺术的含蓄。据《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个故事，就强调了含蓄的特点和力量。在艺术上，有时候不说出来是比说出来更有表现力的。

孙犁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艺术的这个特点。他也讲了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有一年夜晚听广播，他一下被收音机里传来的一个女孩子如泣如诉、若隐若现的细微声音所吸引:原来杨虎城将军那位宋秘书的女儿正在报告亲人遇害的经过。作家被这低声哭诉感动得“热泪盈眶”，整整一晚上不能平静:“当时，并非没有更强烈的大声喊叫，或者痛哭流涕的节目，而这位烈士的女儿的声音，只是若隐若现的时候，就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含蓄，必须包括真实的感情在里面。”①

说含蓄必须包括真实的感情，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节里讲到的，感情也构成了他的整个作品意境的基础。但 ①《进修二题》，《孙犁文集》第六卷。 是，光有真实的感情还不能构成含蓄;含蓄，还是一种艺术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有点象骑马的技术，对此，作者用《颜氏家训》里的话做了清楚的阐明:“‘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就是说写文章应该有节制，

应该适可而止，应该有含蓄。”①那位烈士女儿“若隐若现”的低声哭诉，在这隐、现断、续之间，就表现着她的节制，而节制，正是她的感情极其丰富和强烈的表现(否则，是用不着节制的)，所以它才那样强烈地震动了作者。

同样，作者的许多作品，由于感情极其深厚而表现出来的这类“节制”，也强烈地感动了读者。“你总是很积极的。”这是《荷花淀》中水生媳妇听到丈夫报名参军以后说出来的七个字，这七个字，就表现着她的“节制”，因为在她的心里，是决不止于这七个字的。正由于这样，读者就在这七个字之中，听出了许多弦外之音:既象表扬，也有不满，甚至于还流露着一些女人才会有的怨刺，总之，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表现。但是，她却并不冲动。这样，这七个字就在造成她的性格上(从各方面看，她身上体现着从前我国农村妇女那种典型品质:任劳任怨，纯朴善良，对于来自生活和丈夫的压力，也能表现出理解与宽容)，表现出了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含蓄。由于它是在有真情而又能节制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反而更能震动读者。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女人”的话在震动我们之前，她的手指已经先“震动了一下”，就是说，她自己的感情已经先震动了。

作者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它们在感动读者之前，先感动了自己，因为“被情感支配的人最能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都具有同样的天然倾向，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忿怒和忧郁。”②可见，感情在艺术中的作 ①《进修二题》，《孙犁文集》第六卷。②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十七章》(罗会生译)，

两个人对面站着，春儿要矮半个头，她提起脚跟，按了芒种的肩膀一下，把针线轻轻穿过去。芒种低着头，紧紧合着嘴。他闻到春儿从小褂领子里发出来的热汗味，他觉得浑身发热，出气也粗起来。春儿抬头望了他一眼，一股红色的浪头，从她的脖颈涌上来，象新涨的河水，一下子就掩盖了她的脸面。她慌忙打个结子，扯断了线，背过身去说:

“先凑合着穿两天吧，等我们的布织下来，给你裁件新的！”①

这是很有生气的一段妙文。在一般小说里，还很少嗅得到这样活拨而强烈的气息。是冀中那质朴的土地和质朴的环境，孕育了这些淳朴笃厚的男女，以及那带着传统乡风的纯洁爱情;透过它，读者除了可以熟悉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特点和精神面貌外，甚至还会对那里的风俗、乡情、伦理等等产生多方面的印象和联想。

孙犁是很善于描写风俗的一个作家。在他那里，关于风俗的猫写常常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如《风云初记》第七十三章关于“灯笼红”的描写，就很富有诗意:一个用萝卜雕成的精巧花篮儿，春节前后挂在房梁上，“里面种上麦子，等麦苗长高，萝卜缨儿 ①以上均见《风云初记》第三章 也就开花了。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在里面插上一支蜡烛??”这个用象征着五谷丰登的麦苗、菜蔬和表示喜庆的蜡烛构成的小小“灯笼红”，寄托着平原人民多么朴素、美好的愿望啊，但这些，都被入侵的敌人破坏了!这样，这个“灯笼红”的故事在帮助读者了解冀中乡俗的同时，还是对人民的赞美和对敌人的揭露!

再如《篙儿梁》中关于山民生活的介绍，《采蒲台》中对于水乡面貌的勾勒，也都透露着各自不同的风俗特点。这些特点或者显示着那里的民风古朴，或者显示着那里的拥挤喧闹，总之，又都带着敌人入侵造成的纷扰与创痕，使作品反映的这些地区的生活，呈现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时代色相。这些，正如别林斯基说的，习俗“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①而在孙犁笔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关于风俗的这种种描写，在表现着我们民族(通过一个地区的特殊色彩)艰苦卓绝、美好崇高的精神情操的同时，也揭露了敌人加在我们民族头上的损害与污垢。孙犁的作品和历史的进程都已证明，我们民族是能够彻底清除这些损害与污垢，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现在，我们应该回到这一节开头所讲的，即所谓一个作家的创作的地方色彩，决不是某些外在的东西，而是渗透在他的整个作品结构之中、既构成作品的思想、又构成作品的艺术的那种东西。因此，所谓地方色彩，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孙犁作品中的地方色彩，由于深刻地实现了现实主义的要求才那样鲜明、强烈地显示了出来。

五、孙犁塑造人物的特点

有人说:“孙犁同志的短篇集你读完后，不能说出鲁迅先生小 ①《文学的幻想》，见满涛泽《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说里那样有个性的人物，也没有完整的故事，可是

它却非常吸引人，感动人，它是以情调意境来征服读者的。它不是写人吗?它写的是人的意境。”①这个说法抓住了孙犁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写“人的意境”，以情动人。但有一点说得不够清楚:以描写人、塑造各种人的性格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如果离开有个性的人物，它的意境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小说固然有各路的写法，但孙犁的小说，似乎不是那种不重视描写人物性格的小说。相反，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其中一些妇女形象，都因为具有鲜明的个性而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悲惨世界》第一部里，当雨果描写到主人公冉阿让由于面临痛苦的抉择而处于剧烈的内心矛盾时，这样写道:“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孙犁就是一个十分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做深入探讨的作家。在《铁木前传》里，他写道:“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对他的人物采取的是一种研究的姿态;他所使用的笔调，是一种咏唱的笔调。因为研究，他不断地深入到了他的人物的内心;因为咏唱，他不断地加重了小说的抒情气氛。而这两者的结合，就常常使他能在单调中看到丰富，在重复中看到变化，并因而创造出一种动人的意境。但我们一点也没有忽略，这种意境的存在，却是首先以写出人的精神面貌的特征为前提的。如果不是作者写出那些围绕着铁匠炉

默默出神的孩子们的特殊表情，如果不是作者十分含蓄地揭示出他们内心的热烈向往，这种意境就写不出来。可是，即便是写“一群”人 ①林斤澜:《漫谈小说创作》，《芙蓉》1981年第1期。 的意境，也必须抓住富有个性特征的东西。再如《正月》①，作者同样以研究和咏唱相结合的写法，深深触及了一个待嫁姑娘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她穿的干干净净，头发梳的光亮。在结婚以前，为什么一个女孩子的头发变得那样黑，脸为什么老是红着?她拉动机子，白布在她的胸前卷出来，象小山顶的瀑布。她的头微微歪着，身子上下颤动，嘴角上挂着猜不透的笑。”在这里，从外部表现到内心活动，作者都紧紧抓住了这个待嫁姑娘的神态和心理特点，因而才那样富有诗意地写出了她的意境或情调。不过，在孙犁的创作中，这种意境一当在画面上铺展渲染开来，它是那样婉转动人，以至于有时可能要引起我们一些错觉，以为这意境就是一切，而忽略了作者在人物个性化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孙犁在关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有不少独到的体会和经验。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是很重视对人物的内心描写的，他说:“人物必须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时代色彩。??人物刻画，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而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⑧这些话，是在评论一个晚辈作家的小说时讲的，也正是他自己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我们读他的一系列小说，

其中之所以提供了那么多生动、鲜明的社会风俗画幅，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小说里的人物，通过各自的个性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风尚和道德伦理。这些人物大都平平常常，但又都音容笑貌各自分明。他们的出现和发展，都有自己具体的生活依据，而且总是合乎一般规律地吻合着自己的环境。例如，即以《铁木 ①《孙犁文集》第一卷②《读作品记(一)》，《孙犁文集》第六卷。 前传》一部小说来说，在铁匠家里产生了自幼懂事而知道爱惜柴盐的九儿;在五十多岁还爱打扮、行为不检的女人家里产生了放荡不羁的小满儿;在黎老东溺爱的家里产生了游手好闲的弟弟六儿;在同一个偏心的父亲—他毕竟也是一个受过苦的劳动者—家里又产生了争气而进步的哥哥四儿??如此等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是任何人生硬的安排，它是生活的十分自然的发展。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家庭，养成了这样许多不同的儿女，生活这部大书，是多么复杂、多么值得认真思考啊。好的小说，丰满的小说，实际上也都是生活的教科书，它那“人的意境”，常常是很浑厚、很悠远、有时简直是高深莫测的，要真正做到这样，就必须创造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性格。

孙犁笔下的有些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雕塑性，有时就是单纯通过外形的描写，也能显示出性格来。原因是，作者很善于把外部形体的描绘和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或者说，他不单纯用静止的线条去描绘人物的样子，而是同时把那活跃着的、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注入到这线条中去，使性格的表现获得一个和谐、准确的外部形式。

例如，《铁木前传》中关于傅老刚的描写，就表现了这种特点:

??他有五十岁年纪了。他的瘦干的脸就象他那左手握着的

火钳，右手抡着的铁锤，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_L的铁砧的颜色一样。他那短短的连鬓的胡须，就象是铁锈。

这里的描写，刻满了人物的生活经历。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铁匠的形象，本身就象铁铸的一样。如果请雕塑家按照这里的描写塑一座像，那将是一座很有生活、很有性格的、强而有力的塑像。

作者也很善于在细微的地方找到人物性格的分界线，使得甲就是甲，乙就是乙，决不互相混淆。春儿和芒种是《风云初记》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也可以说是由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在他们之间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即便是他们，作者也决不把本来属于前者的思想和行为，错放到后者身上，或者相反。例如，小说的故事刚开始时，在拿不拿国民党逃兵那枝枪的问题上，春儿找芒种问主意，芒种毫不犹豫地说要拿，这种地方，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男子的果断。但拿了枪要投奔哪里去呢?作为一个未更世事的毛头小伙子，他想去高疤那里，春儿却不要他去:“他的行为不正，你准知道他能成事?”她要芒种等着高庆山。这些地方，显示了春儿的细致、沉稳。这时，是冀中平原刚刚面临敌人的入侵而处于兵慌马乱的年代，他们这一对“雏凤”还没有凌空而起，有这些表现也是很自然的。

不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作者善于找到人物性格的分界线，就是在同一个人物的性格之中，他也善于发现那些不同的因素，使人物性格沿着自身的逻辑，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产生不同的反应和变化，

而决不使性格的表现，流于一个简单的程式。例如《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这是一个在危险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的人物了。但对于她，作者却有这样一笔描写:“今年，村里宣传婚姻法的时候，这女孩子忽然积极起来。她自动地到会，请人读报给她听，正正经经地沉默着，思想着。”这时，作者象对我们演算一道复杂的数学习题那样，忽然抓住了一个症结、一个要点:他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女孩子的极其复杂的心灵上，找到了一把通向光明的钥匙，一下子就使这个令人迷惑的性格放出了异彩，大大丰富了这个性格的内涵，加深了它的意义。这是作家的神来之笔，是他向他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突进时爆发出来的一种灵感，—正象一个数学家在解决一道数学难题时必须具有的那种灵感一样。这种灵感当然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在形象构思过程中经常闪现这种灵感的火花，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一种新奇的、富有诱惑力的色彩和力量，这也是孙犁塑造人物的一个特点。

六、“质以传真”的群众语言

当读者流连于孙犁作品中那些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生活场面时，不会不对他的语言产生深刻的印象。和他同乡、同时代的作家梁斌，曾经这样谈到他的语言:“我还喜欢孙犁同志的语言，他是在古典文学和新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吸收了广大群众的语言，而且提炼加工得很巧妙，不着痕迹。他的文学语言的特点是便于抒情。”①

我不想全面探讨孙犁语言的渊源和师承。我只想说，他的语言保持了河北平原上群众语言的精华。这个平原上的人民将会感谢他，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使他们的语言在文学创作上获

得了一个地位，有了一个向外界展示它的魅力的机会。因为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他这一代作家之前，历史似乎还没有在这块土地上提供出和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群众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作家;而在和他大体同时的一批作家中，又极少有人能够把这块土地上群众的语言运用得如此纯熟，加工得如此优美、如此富有文学的特色。我们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如果后代的读者有机会读到孙犁的作品，即使单从语言上来看，也有助于他们揣摩祖先的性格、认识祖先的历史，有助于他们考订祖先的风俗、习惯、生活等等。我们读孙犁的作品，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是那样忠实于群众的语言，就象忠实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一样。他描写的冀中农民的对话，其中不仅找不到读书人的腔调，也找不到外乡人的腔调，完全是一派当地乡亲的声口和习惯，而且在感情、见解、气度、用语等方面，无不适合着对话人的身份和性格，我们看了以后，会相信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的“叙事之文，:作 ①《文艺报》记者:《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梁斌同志访问记》，《文艺报》1960年第23期。 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又说:“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①孙犁作品中的农民语言，就是“适如其人之言”的，是做到了“质以传真”的。空口无凭，今举一例:《风云初记》第六十五章中描写变吉哥的窗外有两个妇女推碾子，青年妇女要求正在工作的中年妇女停下来，让她先推，后者不肯:“‘你的脸有天那么大，’中年妇女笑着说，‘我好容易摸着了，让给你?”，并反守为攻，要求青年妇女帮

她“推几遭”—

“呸!”青年妇女一摔答帚离开她，“你这家伙！” “我这家伙不如你那家伙!’’中年妇女摊开粮食，推动碾

子，对着青年妇女的脸说，“你那家伙俊，你那家伙鲜，你那家伙正当时，你那家伙擦着胭脂抹着粉儿哩!”

青年妇女脸上挂不住，急的指着窗户说: “你嘴里胡突噜的是什么，屋里有人家同志!”

“同志也不是外人，”中年妇女说，“同志也爱听这个。” 青年妇女跺跺脚，背起口袋来，嘟念着: “我是为的快交公粮，谁来和你斗嘴志气呀！” “你说什么?”中年妇女格登一声把碾子停了。 “公粮!’’青年妇女喊叫着。

“你的嘴早些干什么去了?”中年妇女赶紧扫断了推得半烂

的粮食，“你呀，总得吃了这不好说的亏!来，你快先推。”

这是十分精彩的对话，可惜篇幅有限，不便再引下去了。这样的对话，完全是生活化的。真实、崇高的思想感情，就寄寓在这样真实、平常的对话之中，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就从作者笔下一 ①《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跃而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忠实于群众语言的结果，是更忠实地表现了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思想。而且，当一种可贵的感情以这样谈笑从容的态度出之的时候，我们是感到这种感情更加质朴自然，因而也更加可爱可贵了。我们有些作者，主观上为了提高人物的思想性，总是喜欢把作品(包括戏剧和电影)中人物

的语言“加工”得政治色彩很浓，而语言的生活色彩却暗淡下去了，结果适得其反。

有美就有丑。对于落后人物的话，作者也提炼得很好。请看《风云初记》第二十六章老蒋讽刺妇女自卫队练兵的话。这时候，妇女们排着队，“用力迈开脚步，身子扭动着”走在街上。正在打水的老蒋看见了，说:

“消停着扭。别扭出屁来，砸了我的脚面哪!”

这是卑污的语言。卑污的人的嘴里只能吐出卑污的语言，所以作者还是“忠实”地记下了它;它表面上虽然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例如，这位俗儿的爹没有喊反对抗日的口号)，但它是那样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一个人对于抗日群众的敌对情绪。

至于孙犁那些“叙事之文”，即叙述的语言，虽然不必尽如“记言之文”，必须因人而异，一一适如其人之言，但并不缺乏变化。而且，由于作者有着长期和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生活经历，他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也已经经受了群众斗争和群众生活的洗礼，从而达到了很大程度的群众化。这样，就使他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创作)的整个语言色调，达到了和谐一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真正深入到了群众感情之中，他总是能够很快地捕捉到那些最富有表现力的字眼。在《浇园》中，香菊看见她救护的伤员从昏迷中醒来，并听到问她是谁的时候，这个能干的姑娘竟慌乱到这个地步:“‘我叫香菊，这就是我的家。’香菊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竟是要哭了，可还是笑着说。”因作者把握人物的感情好，所以能用这样精炼的笔墨写出人物感情的

跳跃。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精确、更俭省的笔墨。在《梨花湾的故事》①中，开小差回来的丈夫骂王兰是“浪老婆”，这首诗接下去写道:“王兰没有和他骂，只是白着嘴唇说??”没有骂，而“白”着嘴唇，可见被控制着的感情激动到了什么程度。在上面举的这两处例子里，作者每处都基本上只使用一、两个字(“哭”、“笑”、“白”)，但他却撒“豆”成兵，收获到这样丰盛的成果。只有在感情上做到和群众(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喜怒哀乐息息相通，才能获得这样准确、深刻的表现力。在《风云初记》第五章，高翔媳妇用孩子在她和丈夫之间所做的那些比喻，也是生花妙笔:“在她想来:比做衣裳，孩子就是一个小针，能把母亲心里这条长长的线带到那边去，并且连在一起;象一条小沟，使这个洼里的水流进那一个洼;象一只小鸟，从这个枝跳上那个枝，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这些劳动人民生活里所熟悉的比喻，经过作者如此一番润色，是多么贴切、动人啊。让我在这里也用一个整脚的比喻:作者的才思好比火柴，当它点着了带着劳动人民感情特点的这些美丽的比喻时，它也燃烧得更加绮丽动人了。是的，孙犁作品的语言本身，就是色彩绚烂、绮丽动人的，它能够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地把我们这个世界表现得风光楚楚、千姿百态，使得这个世界在读者心里更明亮、更可爱。例如，同是星星，山地里冬季的星星是:“天空异常晴朗，星星在风里清寒可爱。”白洋淀夏天的星星则是:“象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②同是孩子，在一个美丽、健壮的少妇那里是:“孩子在她手里旋转，象一滴晶莹的露珠，旋转在丰鲜的花朵里。”而在黑发、黑脸、穿着黑色棉装、“黑劲连成

一个”的杨国元那里，则是:“这孩子(一个‘点着胭脂，抹着粉儿’、‘打扮得很华丽’的小女儿)在他怀里，就象是在 ①《孙犁文集》第五卷②《老胡的事》、《芦花荡》，《孙犁文集》第一卷。 一块大黑石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①??好了，一个作家的语言无论多么精彩，掇拾过多总是令人生厌的。让我们这样说吧:正象那些能工巧匠用金砖碧瓦建筑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孙犁也用他自己优美、洗练的语言构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诵之流水行云，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朝霞散绮，讲之异茧操丝。”②

七、孙犁与“荷花淀派”

如果孙犁作品的风格是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那么，以上这些方面就是不同的着色点，每一种颜色，都强烈地表示着他的风格的面貌。好的作家都是善于运用这各种色彩的丹青妙手，孙犁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要问有没有“荷花淀派”?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缺少足够的反映着同一气质、同一命脉的荷花组成这个流派。有些花的外观虽然象荷花，但细看来又不是，它们的区别，就象真花和绢花的区别一样。自然，绢花也是一种艺术，也体现着美，但不象孙犁的荷花美得那样真趣自然、俊逸潇洒:“出淤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③。风格即人，孙犁作品的风格，也正象这里描写的荷花，也就是他本人风采、精神的写照。一九八O年《河北文学》编辑部举行了一次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会，这次

会议的报道上这样写着:“同志们指出，孙犁同志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大师，这是透过时间的波光和历史的烟云所得到的结论。他不迎合，不媚俗，不投机，其创 ①《“帅府”巡礼》、《杨国元》，《孙犁文集》第四卷。②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引谢茂秦语。⑧周敦颐:《爱莲说》，《宋滚溪周元公先生集·卷四》。 作态度之严肃，在当代文学家里是十分突出的。”①这个评价，反映了孙犁的真实历史;他的风格，是他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他这样说过:“带给作家风格的，是现实生活本身。曾经为现实生活努力，在斗争中体验过甘苦的作家，很自然地就能体现现实的生命和面貌。”②实际上，他在这里用很简洁的语言讲出了形成作家风格的主客观因素:现实生活和作家的态度、他参加生活的深度以及他的感受。孙犁的风格是在几十年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熔炉里冶炼而成的。如我们所知，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斗争，在和根据地人民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摸准了他们的生活脉搏，也摸准了他们的思想、脾气和秉性，同时他自己也在各个方面融化为群众的一分子，因而能够那样神情毕肖地描摹他们的生活和风俗，那样知心知意地反映他们的情绪和愿望。在这一过程中，并自然地表示着作家个人的爱好、厌恶、赞成、反对等真实而火热的情感。这样做下去的结果，就必定能“体现现实的生命和面貌”，形成自己作品的鲜明风格。作家的学识、才能、艺术修养等等，当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前人有所谓“读其诗，千载而下，如见其人”的话，孙犁的作品，也是能够从中看出他本人来的。只有一个大胆、热烈、真诚地在艺术中表达自己的

见解和态度，同时又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才能达到这步田地。

斯大林说:“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③孙犁的创作，开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全面高涨的时代，而从文学上说，则是“五四”时期开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文学艺术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代。他的作品，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①宋木林:《本刊编辑部举行“荷花淀派”讨论会》，《河北文学》1980年第12期。②《论风格》，《孙犁文集》第六卷。⑧《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 是继承了“五四”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光荣传统，在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凤凰”—正如俗话说的，是从山沟和村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因如此，它取得了这一资格: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不管它有多少不足吧，例如，他作品中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开阔，有时因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限制了自己的艺术视野;在小说创作上，有时因散文化的倾向而影响了结构的严谨;在运用方言上，有些词语过分生僻，—尽管这样，它总是朝着社会主义的“全人类的文化”这一辉煌目标进军的，带着它的生命，它的特色，它的热与力。

在孙犁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充满了创造的愉快，也充满了路途的坎坷。有时候，他听到了赞歌，在很多时候，他也受到过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诅咒。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卢梭，在分析周围的环境对一个艺术家的影响时，这样说过:“每个艺术家都愿意受人称赞，他的同时代的人的赞誉是他报酬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幸生在

这样一个民族，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那儿的学者们风靡一时、并且让轻浮的少年们左右着风气??当那儿诗剧的杰作受人鄙弃而且最繁富乐调被人否定的时候—那末为了要获得别人称赞，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诸位先生，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他会把自己的天才贬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并且他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意写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①这真不愧是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警世良言，这些话对于后世的启迪作用，将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存在着。惟其这样，当我们回顾孙犁那种“不迎合，不媚俗，、不投机”的精神时，才更觉得可贵。而这种精神，对于形成一个作 ①《论科学和艺术》(何兆武译)，《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家的风格，无疑地将会起着中坚作用。

优美的艺术风格总是要引起人们的爱好和模仿的，在孙犁那里，确实有不少热心的追求者。在读者一面，因为受到孙犁作品的熏陶和感染，也希望有一个“荷花淀派”在我国文坛上活跃起来。的确，在一度显得单调和寂寞的我国文坛上，我们太需要有各种流派来输送一些清新、热闹的气息了。于是，在追求者的向心力和读者的愿望之间，便有了一个“荷花淀派”的产生;于是，在上述《河北文学》编辑部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会上，便有了一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印象。倒不妨说，这个印象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我国文坛上，今后会不会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荷花淀派”形成起来，这要看实际的发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模仿虽然可以成为流派形成的开始，但单纯的模仿产生不出风格，也无助于流派的形成。

“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采为之，不如野寥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①大概人类关于艺术经验的思维，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一位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也这样说:“愈少抄袭古典名作家，就愈象他们。”②而我国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这样告诉他的艺徒:“你演戏时，不要老想着梅兰芳是怎么样，如果学得完全象我，那你是在演梅兰芳。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大胆实践，不断创新。”③甚至于自然科学家李政道也这样说:“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别人已做过的工作，只要了 ①《随园诗话》卷二，43页;卷一，44页。②杨格:《论独创性的写作》(郑敏译)，《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③沈小梅:犷要去想剧中人物里”》，1981年8月30日《北京晚报》。 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就够了。”①可见，无论在任何学科、任何领域，求异都是走向创造的起点。孙犁自己就是既善于学习，又善于标新立异的。我们知道，他从青少年求学时代起，就是鲁迅先生的热烈崇拜者，他不仅精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甚至还按《鲁迅日记》中的书帐购置图书，亦步亦趋地领略之、学习之。可是他的小说与散文，一点也没有模仿鲁迅先生(还有他喜欢的其他中外作家)的痕迹，而是全新的创作，并形成了他在新文学史上不同于他人的卓异风格。

文学史上的事实证明，好的风格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它常常

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的。它将到处都遇到欢迎的人群，到处都获得生长的地方，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的:“我们地方的荷花又在这里陌生的水上开了花，放出同样的清香，只是名字换了。”

1982年11月12日

①严生园《科学家的可贵品德》:，1981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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