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庙祠祀建筑

《坛庙祠祀建筑》 中国工业建筑出版社 2010年 P8-P29

坛与庙的释义 在儒家倡导的吉礼建筑中，崇拜鬼神的建筑可概分为两大类，即坛与庙。属于祭奠自然保护神的称之为坛、祭坛；属于祭祀祖先的称之为庙、太庙、祖庙、家庙，还有一部分供奉次要的自然保护神的建筑也称为庙。坛庙祭祀建筑即儒学中“敬天法祖”思想的具体化。儒家认为“祭宗庙，追养也；祭天地，报往也”，人们可以用坛庙祭祀建筑寄托对祖先培养教育之情意，报答自然神保护万物丰收的恩惠。

按许慎《说文解字》对“坛”的字义解释，“坛，祭场也”，可见坛就是祭祀场所。人们为了与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诸神沟通联系，所以祭祀活动必须在露天场合举行，即于不设屋顶的坛上进行仪典。从原始时期的自然土丘，到人工夯制的方丘、圜丘，到人工砌筑的砖石基台，到层层基台环以石栏杆、 墙、棂星门等附属建筑的祭坛，其形体、材料、做法历经改变，但作为露天建筑这一基本特征一直未变。先秦时代，凡属重大仪典，须由双方对天地盟誓、表明心迹的活动，也在坛上进行，如诸侯会盟、誓师、拜将、封禅等。汉代以后宗法礼制完备，坛就不再用于祭祀天地以外的用途了。

据《说文解字》对“庙”之释义，“庙，尊先祖貌也”，可见庙是专为尊崇祖先的建筑，而且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一些佛教建筑也称为庙，因而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其实佛教寺庙是个外来文化的舶来品，在中国并无恰当的专有名词来称呼它，只因初传入中国时佛教僧人居住活动均在官府的客舍_鸿胪寺之中，所以佛教就以“寺”命名。在往后佛教发展过程中，南北朝时贵族、富户舍宅为寺之风盛行，一些住宅改制成佛寺与祖庙的形象也十分接近，可能就是此时把宗庙的称谓称置到佛教建筑中。

礼制建筑的独特表征 中国的坛庙祭祀建筑有其独特的表征。首先，祭祀场所极少供设偶像。在坛场中仅以木主作为崇信的象征，祭后仍旧归安于寝殿，不作永久性的展拜，避免陷入宗教崇拜的逆流中；有些宗庙、家祠在祭拜时可悬挂影像；只有在名贤祠庙中才有仿实的偶像。其次，除在郊天地之礼时有配祭诸神外，一般不作神鬼体系的归属关系排列，保持各神鬼独立的祭祀仪式，这一点也与宗教不同。一般世界的宗教发展都是由原始众神的多神崇拜，转化为惟一神的崇拜或至高神的崇拜。如犹太教信仰的上帝耶和华，伊斯兰教信仰的安拉都是惟

一的神，此神之外再无众神。佛教的释迦牟尼属于至高神，其下尚有佛、菩萨和罗汉等众神构成金字塔的从属关系，这一点与人世间的阶级关系更为接近，因此易于被封建大一统达数千年之久的汉民族所理解与接受。宗教神佛崇拜的本质是祈求来世的欢乐，但儒学倡导的是“以礼治心”，已经形成了一套宗法伦理观念，达到规范自身、积极处世、“修身齐家治国”的目的，而不祈求来世，所以儒家不愿走宗教化的道路。这项宗教化的工作却被后起的、创始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接收。道家容纳了先秦以来的各种传说与信仰，将它们神仙化，包括各类自然神祗在内，并将其排比为统驭系列，组成三清，四御，日月五星、四方之神等尊神系统。儒家的自然保护神也是道家崇奉的尊神，这就是造成国家坛庙与道教宫观长期混淆不清局面的根本原因。 【图片注释（第8、9、10页） 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佛龛

礼制建筑的场所虽然极少供设偶像，但名贤祠中仍有仿实偶像。曲阜孔庙大成殿内安置孔子像的神龛采用大量雕饰及龙的图案，饰以贴金彩绘，属规格较高的设计。神龛前设笾豆、案俎、香案及钟、鼓、琴、瑟等古乐器，异于一般宗教建筑，形成特有的礼制建筑的气氛。 曲阜孔庙大成殿月台陈设

《史记·礼书》中明确地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的本源就是要尊天地、祖先、与君师，若三者全无，则不成其为人类社会。礼制建筑的类型之设计也是本此而行。中国历代皆有祭祀的典礼，包括自然神祗和人文神祗两大方面，祭祀形态亦随之不同。古代祭祀多盛行用铜铸成的礼器盛祭品，如樽、彝、、簋、笾、豆等。包括盛酒、肉、果的盛器。图为孔庙大成殿前在祭祀时陈列的太牢三牲及乐器。】

礼制建筑系列的演变与形成

礼制建筑的形成并非在一夕之间，而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洪流塑造而成。从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的祭祀性之神坛建筑，随着社会进展及朝代更迭而不断进行扩充与整顿，明、清两代又于历代祠祭调整兴废的基础上，陆续裁并形成更完美、宏伟的礼制神祗体系。

1.坛庙创设的历史演变

《史记·礼书》中明确地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意思是说天地乃生物之本源，祖先是族类之本源，君师是国家治乱之本源；若三者全无，则不成其为人类社会了。所以礼之本源就是要尊天地、祖先与君师。实际上礼制建筑类型的设置就是本此而行，但是历代对此三者之内涵的理解程度如何，其包容度又有多大，并无一定规范，亦非一成不变。

新石器时代 现代的田野考古发掘已有数列说明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着祭祀性的神坛建筑。公元1987年在浙江余杭山顶部发掘出良渚文化祭坛遗迹，这是一座方形平面的土筑坛，边长约20米，由里外三层所组成。中心为方形红土台，台周为一圈灰色土填筑的方形围沟，沟外为砾石铺筑的方形台面，台面四周尚遗留部分石磡，很有规律性。公元1984年在包头市莎木佳遗址发掘的祭坛遗址则是一组南北展开的土丘坛组。最北面坛丘高1.2米，基部有一圆形石圈。三坛的轴线关系十分明确。最具启发意义的是公元1938年在辽宁凌源县牛河梁发掘出的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这是一座纵长形的半穴居建筑，并带有前室和侧室，遗址中出土了泥塑神像残块及祭器残块。虽然对其崇拜的神祗性质尚难查知，但庙祭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这项发掘对于祠庙的起源提供了确实的证据。 夏商周三代 据说在舜禹时代就已经有“望山川，偏群神”，祭祀五大名山的仪式，但这只是周代人的推测。根据殷墟卜辞表明，殷王朝奉为最高保护神的“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具有无限威力和无穷智慧，逢有重大事件必须举行仪式向他请求指示或保护。这个时期的上帝只是一个综合的神灵，尚未具备自然属性，而其仪式规定及祭坛形制亦不清楚。 【图片注释（第13页） 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

礼制建筑的形成并非在一夕之间，自新石器时代即有祭祀性的神坛建筑，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洪流形成更完善、宏伟的礼制神祗体系。

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于公元1983年，在辽宁凌源县牛河梁发掘。女神庙是一座纵长形的半穴居建筑，有前室和侧室，遗址中出土了泥塑神像残块及祭器残块。

包头市莎木佳遗址是公元1984年发掘的祭坛遗址。它是一组南北展开的土丘坛组。北面坛丘高1.2米，基部及腰部围砌两圈块石，呈方形平面，顶部有块石砌面；中间坛丘高0.8米，四周围砌块石；南部小丘略高于地面，基部有一圆形石圈。三坛的轴线关系十分明确。

良渚文化祭坛遗址于公元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瑶山顶部发掘。其遗址为方形平面的土筑坛，边长约20米，由里外三层所组成。中心为方形红土台磡，台周为一圈灰色填筑的方形围沟，沟外为砾石铺筑的方形台面，台面四周尚遗留部分石磡，极具规律性。

虽然对其崇拜的神祗性质尚难查知，但是庙祭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这项发掘对于祠庙的起源提供了确实的证据。】

周人兴起于渭河流域，灭殷而统一各部族。史书上虽然提到郊祭仪式有“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舞乐”，以及“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等记载，并且成为长期封建王朝郊祭体系的主要根据。但考古发掘方面尚未发现更多的资料，只有近年来在周氏族世居源地的陕西岐山一带发掘出一批西周早期建筑遗址，根据分析可能是周代早朝宗庙。东周为群雄并起的战乱时期，估计祠祭之事定不完备。秦崛起于西陲，自秦襄公起对天帝鬼神的祠祭不断增多，并认为其民族的守护神为少嗥，乃于其住地营建西畤（畤，即神坛），以祠祭白帝。以后又建密畤、上畤、下畤以祭祀青帝、黄帝、炎帝（赤帝），发展成四方之神畤。由此反映出秦国统治力量逐渐增强，且不甘心局限于西陲，而意图争霸中原，做四方大地之君主的欲望。这种将天帝按东、西、南、中方位来配属青、白、赤、黄四色的划分，同时也说明战国时代五行学家的理论已逐渐渗透到祭祀观念中来。

秦代 秦并天下后，祀神更甚。秦始皇即皇帝位后三年即东巡郡县至山东泰山，效法传说中古代帝王祭泰山、禅梁父的仪式进行封禅典礼，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表明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秦始皇封泰山的举动是统一天下入主中原的一个象征，也是君权神授、天人相接思想的萌发。在这之后秦始皇又东游海上，遍礼名山大川，以及原在齐国故地的八神祠。这一时期经国家认定的山川鬼神包括；殽山以东，原六国地区的名山五座——嵩、

恒、泰、会稽、湘，大川两条——济、淮；华山以西，原秦国故地的名山七座——华、薄、岳、岐、吴岳、鸿冢、渎，大川四条——河、沔、湫渊、江。此外，秦都咸阳附近的灞、浐、长、沣、涝、泾诸水，因毗邻首都，也都按国家级的山川祠祭标准奉祀。另外在秦国故都雍城还有日、月、参辰、南北斗、太白、岁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祠庙百余座。但秦代规模最大、礼仪最隆重的仍是秦初所建的祀四方上帝的四畤，每年四季丰祀，春夏用赤黄色马，秋冬用赤色黑鬃马，每 用驹四匹，此外尚有车驷、牛犊、羔羊、玉璧等供物。每三年在首都咸阳郊外由皇帝及居民举行郊祭上帝之礼，举烽火，穿白衣，依礼制标准供奉用具。四畤之外的诸神祠的祭礼皆无定时，秦始皇至此则行礼，不至则罢。郡县远方的神祠则由当地人民自己奉祀，国家祝官不管。秦代对自然山川神祗的崇拜已具备相当规模，后世所崇奉的各类神庙此时皆已出现，虽然这些神祗尚带有地方色彩，但仍可看出秦代崇奉神祗向全国范围展开的趋势，反映封建大一统的统治思想要求。

【图片注释（第14、15页） 北京社稷坛拜殿

传说夏禹时代即有对土地之神、谷物之神的社主及后稷之祠祭仪式，汉时则完全将社神与稷神国家化、制度化。北京社稷坛拜殿属大型木结构建筑，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坐落在0.9米高的汉白玉平台上，今已更名为“中山堂”。

北京先农坛观耕台

汉文帝时在籍田附近设坛奉祀先农神，为先农坛之始。图为北京先农坛观耕台，乃皇帝举行观稼礼的地方，台南有籍田一块。每年农历二月选取一个吉利的亥日，在先农坛举行祭先农神的典礼，届时皇帝亲驾临，祭先农、太岁神之后，举行耕籍礼。】

汉代 汉代建立以后，基本上承袭了秦代的政令制度，包括祭祀制度。汉高祖在长安将原战国各国（如梁、晋、秦、荆楚等地）的巫祝（指祭神的法师）集中起来，分别按时祭祝有关地方神祗，如天、地、房中、堂上、东君、云中、司命、族人、先炊、九天等神。同时增加了祭祀黑帝的北畤，与秦时四方上帝的四畤并称五帝，进一步完善五方五色的上帝神位。原籍丰县的汉高祖刘邦于即皇帝

位以后，命官吏隆重地俢治了丰地的枌榆社。“社”即原始社会以来民间崇奉的土地之神祗。祭坛即表示获得统治管辖土地的权利。汉初未于首都长安建太社，却在发祥地治社，表明刘邦在思想上的乡土观念及衣锦还乡的欲望。汉高祖还命令各县普遍建立官社，以祭各地土地神祗。这种在全国各地分级立社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封建末期。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又“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灵星是天上星宿之神，管辖人间农稼，教人种百谷为稷，即后稷之神。虽然传说自夏禹时代即已开始有社主、后稷之祠祭仪式，但仅是传说，至此时才完全将社神和稷神国家化、制度化，说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成为主导生产方式。汉文帝时为鼓励生产，恢复农业经济，又将古时记载的天子亲自架耒耜、躬耕籍田、为民先导的故事恢复。在籍田附近设坛，奉祀先农神，这就是先农坛之始。汉初并开始在春桑发叶之时举行祭祀蚕神的礼仪；依男耕女织的习俗，祭蚕礼由皇后主持。以后各朝代又增加导游仪式，增筑先蚕坛、果桑坛、蚕屋、茧馆等。

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祭”，在位期间增加了不少神祠，其中最重要的是“太一祠”。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亳人谬忌奏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汉武帝在长安东南郊建立一座“太一祠”。新的太一神是天上最好贵的神，原来的五帝只不过是太一的助手。在平行的五帝之上出现最高的太一神，此一观念是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的反映。太一祠的神位安排也说明了这种尊卑关系，太一坛居中，三层坛基，五帝神位环居其下，各如其方色，黄帝安排在西南道。皇帝除应时祭祀太一神外，为了除病、征战胜利也要向太一神祈祷保佑。汉武帝还听从祠官宽舒的提议，在河东汾阴建立土祠，由武帝亲自望拜。由于太一、后土祠坛的建立，使封建国家帝王告拜天地就有了固定的处所。

汉武帝另一件祠祭大事即封禅泰山。古史传说，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称作封；在泰山下名叫梁父的小山上进行仪式，报地之功，称为禅。凡人间帝王“易姓而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据说战国时代以前有72代帝王曾进行封禅泰山仪式。汉武帝为完成此一心愿，遂亲往泰山朝拜，在山脚下东方建立封土，并于土内埋设玉牒书，举行如祭太一神一样隆重的仪式；然后又登上泰山，同时也举行了封土典礼，之后从山背后下行到东北方的肃然山，行

祭祀礼，如祭后土神的仪式。汉武帝封泰山是继秦始皇以后有明确史书记载的第二次封禅大典。

有关祖先宗庙的历史记载，唐虞时立五庙，夏代亦为五庙，殷制为七庙，周制七庙等，但都无进一步的史证资料。据《汉书》记载，汉高祖时建立的上皇庙，及以后建立之高祖的高庙、孝文帝的太宗庙、汉武帝的世宗庙等，皆是国家祭奠的宗庙；并且规定每月将已故皇帝的衣冠抬出来，在首都大街上游行一次，以示纪念。此时的宗庙皆为一帝一庙。后来将已故皇帝的宗庙脱离都城，迁建至陵寝内，按时祭祀。19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南郊发掘出一批规模巨大的建筑遗址，据分析考证为王莽时期建立的宗庙遗址，史称“王莽九庙”，由此可见汉代宗庙建筑具有十分庞大的规模。

从图谶起家的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以后，也十分重视鬼神之事。他“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后汉书·光武帝纪》）。其中，以祭天、地的南、北郊最具特色，据《续汉书》记载，东汉南郊即祭天的处所在洛阳城南七里，做一圆坛，周围有八座踏步，圆坛之上又做一坛，上层安排天地神位，下层安排五帝神位；坛外又环绕两层壝墙，四门开通道，通道两侧布置日、月、北斗诸神位，并于各方营门内外布置星宿、五岳、四海、四渎等各类神祗1514位。北郊祭地之所位于洛阳城北四里，属方坛，四面出踏步，地祗神位在坛上，其余五岳、诸山神各依其方，淮、海、河、济诸水神亦分列各方。可以说南郊、北郊二坛把天神、地祗、山川神灵皆集中供养，祭祀起来十分简便。这种在都城集中进行祭祀的方式，虽然始自西汉末王莽时期，但制度完备实在东汉初年完成的，并且成为历代帝王郊祭天地沿用的准则。这段期间，五帝的地位日渐隐蔽，太一神也逐渐改称皇天帝或昊天上帝，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帝。东汉光武帝在坛庙祭祀建筑的另一创举为建武二年（公元26年）在洛阳城之南建宗庙及社稷，分列大路左右。虽然宗庙社稷之祭早已实行，但其在城市布局中的位置并无定制，至此才明确地完成《周礼·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左祖右社”之布局，成为都城规划中的重要组成的内容。此时的宗庙制度也进行改革，改变汉初以来一帝一庙的格局，形成一庙多室，群主异室，历代相沿不变。

朝日月神的祭典始于周代，汉、晋、南北朝皆有仪典，但都是在宫内殿庭上举行。至北周才开始在国都东西郊筑坛设祭。宋、金、明各朝皆按朝日夕月的东西

布局安排日月坛，完成了帝都四郊祭奠的格局。

唐代 初唐时对山川祭典加以整顿。唐高祖、唐太宗时期明确规定了对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等山川神祗的祭礼。至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又册封五岳神及四海神为王，四镇山神及四渎水神为公。不但将山川神祗系列固定化，消除早期各朝分裂割据时所形成之混乱的地方性山川神祗，并进一步拟人化，以天庭比喻人间，将山川诸神与昊天上帝形成君臣关系，这也是封建极权关系的加深在信仰上的反映。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京师国子学（国家培养最高儒生的学府）内建立周公及孔子庙各一所，按季致祭，此为在国学内建文庙之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令州县学内皆立孔子庙，文庙遂遍于全国。儒学自汉武帝时成为国学以后，为推尊孔子兴学的功绩，在国子学中就学的儒生皆需举行释奠之礼，以纪念先圣先师周公、孔子。至此由简单的释奠礼发展成为庙祭，并由儒官自己掌握，说明儒学逐渐宗教化的趋势。随着孔子被历代帝王加封、神化，各地文庙规格也日渐隆重而豪华，学官反而成为文庙的附属建筑。各地文庙与逐渐扩建的孔子故居——山东曲阜孔庙，构成了全国的孔庙系统，从建筑规模上讲并不亚于宗教建筑。

【图片注释（第16、18页） 北京孔庙先师门

在国学内建文庙始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令州县学内皆立孔子庙，文庙遂遍于全国。北京孔庙始建于公元14世纪初期。第一道大门为先师门，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配有鸱吻等装饰，檐下斗拱大而稀疏，造型古朴简洁，梁架部分于明、清时期改建。 嘉定孔庙大成殿

嘉定孔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为江南文庙建筑中规模较大的一所。主殿大成殿系重檐歇山顶，布瓦屋面，面阔五开间带周围廊。翼角飞翘，正脊采用透花脊。】

武则天自立为帝后，为显示权威，倡议建造明堂以恢复古制。明堂为古代宣明政教之处所，为历代帝王所推崇的一种礼制建筑。但因年代久远，其形制原貌一直不明。武则天按照自己的意图，自我作古，拆毁洛阳宫内乾元殿，建成一座

高达三层的明堂大屋，成为一代巨构。

传至唐玄宗时期，祭天地之礼仪都是冬至、夏至日分祭于南北二郊，分别设坛。天宝以后，改在南郊合祭天地，但北郊仍予以保留。自此以后，天地合祭之争成为礼部司官长期争论的问题，直到明嘉靖年间才正式改为分祭。

宋代 宋真宗景德年间特别将河东汾阴睢上之后土祠的祭礼予以恢复。后土祠是汉武帝时修建的，东汉以后设北郊以祭地祗，故历经魏晋南北朝及唐并未获得重视。宋时将祭礼提升至最高登级的大祀礼，并重修祠庙，使该祠成为一座重要坛庙，金时又大加修建，同时刻石为记。这座坛庙濒临黄河东岸，北靠汾水，地理形势极佳，可惜在明代毁于黄河水灾。今之后土祠为清代易地重建物，祠庙后部的秋风楼高耸云端、横架岭上，是晋南著名的三代名楼之一。

宋徽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帝王，在其倡导下使道教有了巨大的发展，佛教亦有变化。宋徽宗在祭祀仪典上拟恢复古制，并于京师建造明堂，遂令蔡京为明堂使指挥建造工程，每日兴工余人，终于建成一座长18丈9尺，宽17丈1尺的大建筑，这是明堂礼制建筑在历史上最后一次创建实例。

明代 明洪武年间首创在都城钦天山建历代帝王庙，致祭三皇五帝，下至元世祖的历代帝王。早先祭奠先朝帝王多在各地分散进行，至此统一在一座庙中由国家定时致祭。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又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清代入关以后大都沿用明代遗留的坛庙，并未加以更动。

从坛庙设置变迁状况可以看出历代帝王力求在祭祀鬼神方面寻找合乎逻辑的体系顺序，建立属于儒家的鬼神信仰。虽然后期受道家的影响，朝一神崇拜方向发展，但最终还是分祭制度，各不统属。组成这种体系的内在思想指导原则，就是儒家倡导的“天地君亲师”的纲常思想。另外，也可看出历代帝王在渲染神权的过程中，通过将天庭比拟人间，亲自掌握祭天大礼及褒封神祗封号等手法，扩大对人权（王权）威力的信仰，加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观念。 【图片注释（第20、21页） 汾阴后土祠鸟瞰图

整个建筑群北临汾水，两濒黄河。建筑群的前部建棂星门三座，大门左右有廊与角楼相连，从大门向北，经过三重庭院进入工字形的主体部分；后部两重院落是坛，最终以半圆形的院墙作结束。

金刻汾阴后土祠图碑拓本

汾阴后土祠毁于公元16世纪的一场水灾，清代易地重建，但刻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的后土祠碑刻还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并忠实地刻绘出当时建筑的总平面和主要立面，使后人得以明了该祠在当时属于级别最高的大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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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神庙建筑甚多，大致可分为自然神祗坛庙与人文神祗坛庙两大类。明、清两代在历代祠祭调整兴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礼制神祗体系。依据《大清通礼》礼记载，清代的坛庙祭祀建筑亦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类。自然神祗坛庙包括建于北京城的天、地、日、月、先农、先蚕、社稷诸坛以及风、云、雷诸神庙；建于各地的山川诸神及城隍、火神、龙神等特定神祗庙宇。天坛位于北京正阳门外，是冬季举行郊天、孟春举行祈谷礼的地方；地坛位于北京安定门外，为夏至日举行祭地礼的地方；日坛位于北京朝阳门外，为春分日祭日神之处；月坛位于北京阜成门之外，为秋分日祭月神之处。天、地、日、月坛之位置与都城关系有其定制，按周代礼制，祭天场所位于都城南郊（阳位），祭地为北郊（阴位），在方位上一南一北、一上一下、一阴一阳、互为对应，另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如此使祭祀对象与祭祀活动之位置互相对应的布置，即《礼记》中的“端其位”。

先农坛位于北京正阳门外，每年三月由皇帝带领百官在此举行躬耕籍田之礼；先蚕坛在北海东北角，每年春天由皇后举行礼蚕仪式；社稷坛位于故宫午门之西，是国家重要的祭祀坛庙，祭奠土地及五谷之神，于每年春秋仲月设祭。又云、雨、风、雷四神原为祭天的配享从坛，雍正年间于紫禁城之东西两侧设立风神庙（名宣仁庙）、云师庙（名凝和庙）、雷师庙（名昭显庙）。此外，位于北京长安门左门外御河桥的堂子是供奉天神的地方，每遇大事、春秋两季、出征等皆在此祭告天神，此源自清萨满教教义。

属人文神祗的庙宇有太庙、孔庙、历代帝王庙、关帝庙、昭忠祠、贤良祠以及祭祀祖先之家庙或祠堂等。大殿建在紫禁城午门之左，是祭祀皇族祖先的地方，而紫禁城内的奉先殿是宫廷内部的祖庙。孔庙位于安定门东侧，是举行对孔子的释奠礼之所，国子监位于其西边。历代帝王庙位于阜成门内，是祭祀历代帝王之处。另外，昭忠祠在崇文门内，以纪念清初殉国的将士。

P22左 北京日坛祭祀

日坛又名朝日坛，为春分日祭祀太阳神（大明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

年）创建，坛台为正方形，台面为红的琉璃瓦，象征太阳的颜色，清代改为方砖铺地。

2.历代坛庙的整顿 p23

古代坛庙之选定随着社会的进展不断地进行扩充与整顿，有些项目则被淘汰了。

禋六宗礼 中国古代有禋六宗之礼，祭祀六个天，一般指昊天上帝及五帝的共称。但经过儒家的解释各有不同，有的指日、月、风、雷、山、泽之神；有的说为天、地四时之神；有的说是寒暑、日、月、水旱之神；也有的说是古代六代帝王。在封建社会巩固以后，鬼神体系分条明晰，各有所掌，这种含混不清的祭典与其他祠祀皆有抵触之处，所以在南北朝以后，为了突出祭天的地位， 禋六宗

之祭祀不再举行。

五礼祀 在古代尚有一种五祀之礼，即对居处、生活有关事件的神祗进行祭祀。五祀包括户、灶、中溜、门、行五项，分别掌管人类出入、饮食、居住、行走、道路等事宜。这是一种较原始的信仰，随着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生活方式也逐渐丰富多样，上述事件已不能概括生活内容；同时 p24帝王祈求鬼神保护主要是从政治意义出发的，因此帝王祭典中的五祀一直未能常委主要项目，只在宗庙祭祀中国陪祀而已。唐代以后日渐废止。但这种习俗在百姓居住处中保留下来，如民宅灶间的灶王神，大门门扇上贴的茶神、郁垒神像（后来变长秦叔宝、尉迟恭的形象）等都是原始信仰的遗存现象。

大腊礼 传说是从神农时流传下来的祭礼，一般在每年的十二月举行。所祭腊神有八位，即先穑、司穑、农、邮表* 、猫虎、防、水墉、昆虫等。从神祗的明晨及作用来看，应当是与农稼有关，属保佑农事收获的神祗，故传位神农时所创始。古代腊礼不另设坛，只在祭天坛内举行。后来大腊礼作为国家祭典的形式慢慢消失，改为民间崇奉。在各地建造八腊庙纪念农神，定时举行庙会，百戏杂陈，百货荟聚，成为民间社交的重要场所。

此外，起源于民间的杂祠也很多，较著名的有“陈宝祠”。传说秦文公时早陈仓城北山上发现一石，形状如鸡，每年有神在晚上降临。神来时，光辉四射，状如流星，同时有巨大的声音，引的周围的野鸡也鸣叫起来，故称此神为陈宝，立祠祭祀。以后又传出许多关于陈宝神的传说。今陕西宝鸡市即因此故事命名。

在礼制建筑发展过程中，由于祭典来源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而且有很多自发的的性质，因此造成项目繁杂、内容交错、神祗重复等现象。同时，众多的礼制建筑与祭典仪式也为国家和百姓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所在历代帝王都要明经正典，限制或淘汰一部分杂祠淫祀。

据《汉书 郊祀志》记载，西汉末年成帝时有神庙683所，后来达到7010所以上，另外还有继承于秦代雍城的旧祠203所。至王莽时代更形泛滥，“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鬼小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祭祀牲品达到供不应求、捉襟见肘的地步。到北魏时，国家祭祀的坛庙达1075所，一年之内所用的牲品达75500头。可见神祠泛滥为社会带来的加拿大负担。

P25汉成帝时即以提出祠祭整顿，层废除475所，占当地祠庙总数的70%，可惜并未实行多久。三国时，魏武王曹操鉴于祠祭之害，唱到废除淫祀，曹丕时代更将一些名山大川的祭典也废除了。北魏孝文帝时，因风雨水火之神在郊天时已经合祭了，所以将京师附近有关自然风云之神庙宇10座全部裁撤。唐武则天时期的名相狄仁杰任江南巡抚的时候，鉴于南方吴楚一带祠庙过多，曾奏毁祠1700座以上，仅保留夏禹、吴泰伯、季札、任员四座祠庙。背诵徽宗时尊崇道家，打击鬼神祠祭，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下令开封府拆除淫祠1380座。

3.明、清时代的坛庙系列

明清两代在历代祠祭的基础上，陆续裁并形成礼制神祗体系。一句《大清通礼》记载，清代设置的坛庙可分为两大类。

（1） 自然神祗坛庙

属于自然神祗的坛庙包括：建于京师的天、地、日、月、先农、先蚕、社稷诸坛以及风、云、雷、雨诸神庙；建于各地的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庙；因特别崇奉东岳泰山，又于各地广建东岳庙。此外，尚有城隍、火神、龙神等特定神祗庙宇。

天坛位于北京正阳门外，是冬季举行郊天、孟春举行祈谷礼的地方。祭天于圜丘，同时有大明、夜明、星辰、云雨地礼的地方，同时有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四座从坛配享。朝日坛位于背景朝阳门外，为春分日祭日神之处。夕月坛位于北京阜成门外，为秋分日祭月神之处。同时一北斗七星、金木水火土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为从坛配享。先农坛位于北京正阳门外，每年三月由皇帝带领百官在此举行躬耕籍田之礼，以表示恭行稼穑，养民务本之意。雍正年间更下令各州府也要立先农坛，使为官者存重农课稼之心。先农坛内同时设置太岁殿、天神坛、地祗坛等与天时农作有关的神祗。先蚕坛在北海东北角，每年春天由皇后举行礼蚕仪式； p26社稷坛是国家重要祭祀坛庙，祭奠土地及五谷之神，位于故宫午门之西，每年春秋仲月设祭。雍正年间并将社稷之礼扩展至全国，府州均设坛致祭，成为礼制的一项重典。云、雨、风、雷四神原为祭天的配享从坛，雍正年间特建风神庙（名宣仁庙）、云师庙（名凝和庙）、雷师庙（名昭显庙）于紫禁城之东西两侧。因每年孟

夏在天坛要举行雩祀礼，以为百姓农稼祈雨，所以雍正是并未再见雨师庙。此外背景城内尚有一座特殊的神庙，名为堂子。清代满足崇信萨满教，萨满教教义认为天上有一威灵的天神，可保佑人间祸福。所以清代统治者入关以后，按照旧有的礼仪在背景长安左门外玉河桥建堂子一所，以供奉天神。每遇大事、元旦、春秋两季、山征、凯旋，皆在堂子内祭告天神；堂子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建筑，但由郭嘉掌管。

清代的五月神庙为：东岳泰山的泰安府岱庙，西岳华山的华阴县西岳庙，中岳嵩山的登封县中岳庙，南岳衡山的衡山县南岳庙、北岳恒山的曲阳县北岳庙。五镇庙为：青州的东镇沂山，陇州的西镇吴山，霍州的中镇霍山，会稽（今绍兴）的南镇会稽山，广宁卫（今北镇）的北镇巫闾山。四海神庙为：莱州东海，蒲州西海，广州南海，济源北海。四渎神庙为：蒲州河渎，成都江渎，唐县淮渎，济源济渎。此外尚加封过黄河龙神、运河龙神、长白山神、洞庭湖神等不一而足。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东岳庙。泰山被认为是五岳之尊，古代帝王行封禅大典之地，故历代累次褒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东岳天齐人圣大帝”、“东岳天齐大生仁皇帝”，把泰山抬到天上帝王的高速。后来又经道家的渲染，认为泰山神为“百鬼之主帅，主治人间生死”，所以各地广建东岳庙。并订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祭日，使东岳庙成为五岳中一个特殊的神庙。请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时，在朝阳门外元、明时代东岳庙的旧址上遣官致祭。

自然神祗方面尚有一些民间传承的神庙，亦有国家设祭承认，如北京西郊黑龙潭龙神庙、地安门外的火神庙、玉泉山龙神庙，以及城隍庙等。此外，尚有一些神祗如炮神、p27司工之神（主管工程）、司机之神（主管织机）、琉璃窑神，仓神等，皆设木主随宜致祭，不设庙宇。

P27右 嵩山中岳庙全景

中岳庙位于汉南登封县嵩山黄盖峰下，始建于秦，经历代增修，现存庙堂为清乾隆时大规模修葺后形成的，占地约10万平方米。纵长的轴线上排列着中华门、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崇圣门、化三门、峻极门、崧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寝殿、御书楼等十一座建筑，形成层层演进的空间序列。庙内有唐、宋以来的古柏三百余株，金属铸器和石刻碑碣百余座；庙前

汉雕石翁仲刀法古拙，北宋铸造的四大铁人则气势宏伟，堪称古代石刻艺术和宋代铸造艺术的佳作。 （2） 人文神祗庙宇

属人文神祗的庙宇有太庙、孔庙、历代帝王庙、关帝庙、昭忠祠、贤良祠，以及按社会地位与登记在民间设置的祭祀祖先之家庙或祠堂等。一数量而言，这类祠庙占大多数，也可以说是礼制建筑的基础。

太庙是祭祀皇族祖先的地方，亦可成为祖庙。明、清两代帝王的太庙建在紫禁城无门之左，每逢元旦、清明、中秋、除夕、万寿节在此举行机祭祖大礼。此外，又在紫禁城内建有奉先殿，座位宫廷内部的祖庙。在《大清通礼》中规定亲王、贝勒、贝子、品官的家庙制度及庶士寝荐制度，乃周、秦以来诸侯、士大夫立宗庙制度的延续。

孔庙是在曲阜阙里孔子故里基础上扩建的纪念孔子的庙堂。自东汉桓帝以来，经历代扩建重修，形成南北长达近630米的巨大庙宇，其之地可比拟帝王宫殿，在礼制建筑中是极为特殊的实例。古代为提高儒学地位，除尊孔丘为至圣外，又将儒学发展中有巨大贡献的孟轲、颜回、曾参封为亚圣、复圣、宗圣，分别建筑了邹县孟庙，曲阜颜庙，嘉祥曾庙，清代又分别予以增饰扩建。文庙之制始自初唐，以后历代广建文庙，除京师立庙以外，府州县各立一所，举行对孔子的释奠礼。现存文庙中重要的有北京文庙、苏州 p29文庙、正定文庙、富顺文庙等多出。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附会天子临雍讲学之意，在背景文庙西边的国子监建造一座辟雍建筑，也可以说是礼制建筑在清代的一种创造吧！

历代帝王庙是承续明代所建，位于北京阜成门内，以祭祀历代帝王之庙。 关帝庙是纪念三国蜀将关羽的忠义行为，也是封建帝王为配合孔庙的建造而倡导兴建的，一形成文襄武弼之势，故关帝庙也成武庙。顺治年间在北京建造了关帝庙。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子啊山西运城解州镇，即关羽古力。

此外，尚有奉旨特建的昭忠祠，在崇文门内，以纪念清初战争中死亡的将士：贤良祠在店门外，纪念贤臣良弼、以劳定国之士；特准旌表之功臣名将的祠堂，如双忠祠、旌勇祠、孔有德祠等。还有子啊御灾攘患方面有功于民的传说诸神，如海神天妃庙（又称天后宫，福建一带称妈祖庙）都江堰二

王庙等。

P28左

杏坛位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相传是孔子讲学的所在，经汉、唐迄于北宋，曾作为孔庙的正殿使用。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因扩大庙制，拓宽殿庭，将此殿拆去，而所遗旧基改筑成砖坛，周围环植杏树，成为杏坛。

杏坛平面作方形，每面三间，金柱及四角檐柱用木，其余檐柱用石。金柱用料粗大，金柱上下有三道坊子交圈贯穿，副阶角梁后尾，桃尖梁，随梁枋后尾也插入金柱柱身，使整个木架结构形成稳固的框架。上下檐斗拱都用五彩重昂，斗欽有* 里转菊花头上可有斜线一道，柱头科昂宽与平身科相同，都表现出明代斗拱的特色。

杏坛的上下檐内部军用天花，上层天花中心施斗八藻井，显示此亭规模不大而等级较高。台基二层，上层绕以石栏杆，共8枚，使杏坛正面加强了装饰效果，其余三面无螭首。台基四面所有踏跺，都镌刻圭脚形云纹图案。踏面转折处卷成小圆角并起线脚，为他处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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