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城市健康指数”比较研究 - 图文

长三角地区“城市健康指数”比较研究

朱轶佳，魏新来

摘要：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城镇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活力最大、潜力最优的地区。在资源环境紧约束与经济运行压力不减的新常态下，准确判别长三角各城市的健康程度，对指导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结合研究目的梳理出健康环境、人群、服务、社会与文化等5大类24项细分指标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25座城市进行分项指标的汇总与评判，最后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与健康指数间构建相关性分析，尝试找到影响城市健康的潜在因子，为可能的政策建议提供支持。

关键词：健康城市 健康指数 长三角地区

1. 研究背景

1.1 WHO与健康城市的发展脉络

健康城市的概念最先由WHO（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早在1979年，WHO就发布《2000 年世界全民健康战略》，旨在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做出发展指导。1984年，WHO在“超级卫生保健——多伦多2000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健康城市”理念。1986年，WHO组织建立《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提出五大发展策略，并在随后的里斯本会议中详细阐述了健康城市应具备的11项功能，健康城市运动逐步走向实质阶段(周向红，诸大建,2004)。1989年，WHO又提出四维健康新概念，包括躯体健康 (physical health)、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health）、社会健康（good social adaptation）和道德健康（ethical health），健康的概念逐渐宽泛与多元化。1993年，WHO组织了全球第一次国际健康城市大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陈柳钦,2010)。1998年，WHO 欧洲区成员国组建了全民健康框架，即《21 世纪健康》，并提出欧洲区健康发展的 21 项目标(周向红,2007)。新世纪以来，WHO仍致力于健康城市的推动工作，为全世界各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战略指导与依据。

1.2 新常态下健康城市理念对中国城镇发展的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早在1994年，在WHO的帮助下，北京东城区和上海嘉定区率先开展健康城市建设工作(于怡鑫,2012)。1996 年，海口市和重庆市渝中区、大连、苏州、日照、保定、上海、北京、张家港、南通等城市陆续加入到该运动中。总体来看，由于起步相对较晚，中国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周向红，诸大建,2006)。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要以集约、高效、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城镇向更高水平发展。对于中国城镇密集地区来说，虽然其是一定地区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但长期

以来在粗放、低效等传统理念的导向下，人口、土地及空间无序集聚、交通拥堵、雾霾严重、医患矛盾等问题突出。因而，准确评判城镇密集地区各城市的健康指数，分析问题与不足，提出可持续发展方向与政策建议等，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2. 研究范围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与对象 研究范围

基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限等综合因素的考量，本文选取中国经济实力最强、活力最大、潜力最优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的范围。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地区是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为核心区的地缘范围。而为更好地进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本文将“两省一市”（即江苏省、浙江省与上海市）全部地级市纳入研究范围，共计25座城市。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基于GIS平台，进行城市健康指数的统计、处理、分析及可视化表达。另一类则是基于传统的数理统计分析，如相关性分析等，找出城市健康指数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间的关联程度。

同时，为增加城市健康指数统计与分析的准确性与可信度，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年鉴2013》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与公报，计算得出的城市健康指数为2012年各城市的发展状态。

3. 国内外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梳理分析

构建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一直是健康城市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于海宁，成刚，徐进，等,2012)。合理、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城市的健康程度，更是城市发展理念与建设目标的重要体现。自WHO提出健康城市的概念以来，国外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迅速参与到“健康城市项目”中，并始终保持对健康城市指标/评价体系的探索与研究(陈钊娇，许亮文,2013)。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一些大中城市，在国外“健康城市项目”的引导与推动下，结合自身发展条件陆续推出健康城市行动计划与指标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建设水平与生活环境(周向红，诸大建,2006)。

3.1 国外主要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梳理与分析 3.1.1 WHO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WHO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发展与完善经历了“由多到少、从繁至简”的反复过程。

1996年，WHO提出了建设健康城市的10 项标准，为各国开展健康城市项目提供了基础参考(表 3-1，陈钊娇，许亮文,2013)。

表 3-1 WHO健康城市建设10项标准一览表

资料来源：(陈钊娇，许亮文,2013)

在此之后，WHO提出了共计12类338项细分指标的可量化健康城市评估体系，其中社区行动49项、人群健康48项、生活环境30项、保健福利30项、教育及授权26项、环境质量24项、人口统计学22项、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20项、城市基础设施19项、就业及产业17项、收入及家庭生活支出17项与地方经济17项(谢剑峰,2005)。然而，在实际操作与实施过程中，庞杂的指标系统与繁重的统计工作严重阻碍了健康城市的评估与监控。因此，WHO基于各国反馈意见不断删减、修订与完善，最终保留了4大类32项推荐指标（表 3-2）。综合来看，WHO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是全球评价健康城市的参考系，WHO并未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调整，突出地域特色。

表 3-2 WHO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一览表

资料来源：WHO官方网站

3.1.2 “城市中国计划”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WHO健康城市行动的目的之一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涉及健康城市的评价体系就会宽泛许多。以“城市中国计划”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例，它由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麦肯锡公司共同合作创建制定，旨在全方位反映中国城市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的真实表现，并且对不同分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精细考量，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参考。从该指标体系的内容上看，指标的覆盖面更为宽广，并设计权重的考虑，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表 3-3）。

表 3-3 “城市中国计划”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一览表

资料来源：城市中国计划官方网站

通过上述两类指标体系的比较可以发现，其在环境、社会、服务等类别上相似/相同指标较多，体现了指标体系对城市发展的指引作用。但是，两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WHO更关注于医疗属性，城市中国计划更突出经济与资源要素。

3.2 中国主要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梳理与分析 3.2.1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该体系是以WHO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国外“健康城市”建设经验、兼顾健康“投入”与“产出”，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而构建的，主体框架分为健康环境、健康文化、健康条件与健康社会等四大方面，共计16项细分指标（表 3-4）。

城发会的这套指标体系更加突出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对健康概念的理解更为宽泛，并且加入民意类指标，突出中国特色。指标总体更为精炼，可操作性强。基于此，城发会针对全国二百多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综合测评，并按不同城市类型形成了健康城市测评结果。

表 3-4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一览表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官方网站

3.2.2 北京健康城市指标体系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旨在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进行健康城市建设显得格外重要。2011年10月，北京市卫生局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卫生发展改革规划》，《规划》中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的主要指标，共计3大类35项细分指标（表 3-5）。

表 3-5 北京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一览表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卫生发展改革规划》

该指标体系中健康环境类指标数量最多，达到15项，5项指标与城市规划特别是空间的相关性强，并根据地方实情增加指标的控制属性，分为约束性与指导性。同时，为了体现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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