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闲情赋》看儒道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从《闲情赋》看儒道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陇东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061210 周俊瑜

摘 要：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一篇神采丰盈、文情并茂的小赋，借对追求爱情的失败来表达政治理想的幻灭，诗人把理想人格化，通过对“她”一系列的苦苦追求，完成了自己“出仕”与“归隐”的宣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长期缠绕着陶渊明的心灵，使他在寻求解脱之时又往往陷入不可解脱之中，《闲情赋》正是在这种矛盾下的艺术产物，是“出仕”与“归隐”、“有为”与“无为”、“积极进取”与“消极躲避”矛盾下的艺术产物，由此可见儒道思想对陶渊明影响深远。

关键词：陶渊明；闲情赋；儒道思想；影响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星，他处于晋末宋初的复杂环境中，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动荡不安，但他却能高踏遗世、傲然独立，在出世与归隐的矛盾中不断调和，追求自我，追求心灵的安宁。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诗文、悠然的田园生活、饮不完的酒、赞不完的菊，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境界。“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直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立志高远，却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虽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大济苍生”的愿望，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的梦想注定会破灭。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注定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注定了他不会走向放浪与癫狂；道家的出仕及崇尚自然思想使他怡情自然、寄情山水，自觉地选择、放弃，“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乐其中。”(白居易)在平淡自然、宁静悠然的田园生活中坚守着自己心灵中最后的一寸净土。

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反映的产物，其产生不是偶然的。陶渊明于园闾之闲，博览群书，有感于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静情赋》而做《闲情赋》，以明其心志，将自己那种久困乡野的寂寞落魄，想有所作为，但有无法作为的无可奈何，寻求解脱但有无法超脱的豁达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闲情赋》是对陶渊明内心情感生活的真实而艺术的表现，同时也是作者大胆热烈、追求幸福、热爱生活的文学精华。文中描写出了自己对一个倾城倾国、沉鱼落雁般美人的渴慕，以美人寄托自己的理想人生，也表现出了自己对未来的无知和前途的渺茫，揭露社会黑暗，抒发内心的无限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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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赏析

“《闲情赋》大约作于彭泽致仕以后，以追求爱情的失败来表达政治理想的幻灭。” 正文表明其志向抱负不得实现的苦闷、人生短暂却难遇明君的寂寞和失落。以美人佳人喻君子贤臣之源流，早起于《诗经》，继之于《离骚》，张衡、江淹等人的诗赋中也有所表达。《闲情赋》亦以美人喻圣君，而求美人不得喻明君难遇也。

赋一开始便虚构了一个“令姿”，“秀群”、“艳色”的美人。美人既有“倾国之艳色”的外美，更有“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内秀。情之高洁、品之高雅、德之操守，清高秀美，宛如仙女下凡。赋中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脍炙人口的“十愿十悲”。探求十愿十悲的深层意蕴，正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及不得君王伤势的焦灼和苦闷。愿为颌为带，取其衣装；愿为泽为黛，取其容饰；愿为席为履，取其用度；从各个侧面表现出自己愿为贤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可终究事与愿违。因为在昼为影却高树多荫，在夜为烛却扶桑舒光。仕途艰难，愿者不得展其心志，却只好在竹为扇，在木为桐，保持自己高尚节操，终因乐极哀来而辍音。诗人是苦闷失落何其深广，它笼着着诗人的整个人生，使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让诗人倍加孤单。这时的陶渊明抒发的感情已经是痴狂难分，不可遏止，如火山迸发、如急瀑直下、如天高水远??明知眼前的美人完美无缺，明知现实黑暗，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却依旧执着地坚持追寻，始终在探索，在寻找真、善、美。儒家的世界失落了，就另寻出路。这里的“十愿十悲”与其说是源于诗人的想象与大胆，到不如说是作者现实长期碰壁，理想幻灭之后感情的自然流露。在这里，作者从各个侧面凸显出自己愿为贤君明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可终究事与愿违，现实黑暗，仕途艰难，作者放飞自己的想象化为的十种饰物，没有一件能与“美人”长相厮守。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想有所作为而终无所作为，此时，诗人内心的苦闷失落是何其深广，它笼罩着诗人的一生，使一切变得虚无缥缈，毫无意义，让诗人倍加孤单、凄苦。“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 竟寂寞而无见，独悁想以空寻。”此情此景，何等悲凉，内心满怀凄苦忧愁却有无处倾吐，无奈的他只能在寂寞的南林中独自徘徊。眼见夕阳落山，明月高悬，而自己却形单影只。在经历失败、理想幻灭、焦虑苦痛之后，回归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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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背景及儒道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一）时代背景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统治集团治国无道，生活颓废，赋税徭役繁重，生灵涂炭。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满怀一腔抱负却不能为国效力。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外加魏晋玄学的影响，敏感的文人在战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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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祸患无常、命运难卜，从而与黑暗的社会产生矛盾，布满悲剧色彩。

（二）陶渊明与儒家思想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只好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学习的平台。

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陶渊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积极入仕的主张，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自诩“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其四），“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拟古》其八），意气慷慨风发。然而，重门阀的腐朽官僚制度与陶渊明格格不入，他不禁感叹“悲夫！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感士不遇赋并序》），表达了对时势的不满。即使在归隐田园之后，他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世事，儒家的济世之心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使得他在归隐中心情仍“终晓不能静”，发出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其二）的愤慨。这种郁闷之情在《咏荆轲》、读《山海经（其十）》里也得到了宣泄。“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对荆轲的赞赏实际上是寄予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猛气”，也是对当时动乱时势的抨击。朱熹对此评论“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的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的这样的言语来。” “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儒家强调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份责任,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陶渊明对于社会有很强的责任心, 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理想, 建功立业的愿望直到归于川园后也不能忘怀, 希望能像先祖一样功成身退。尽管陶渊明有着远大的理想, 但是“ 总发抱孤介, 奄出四十年” 之后, 现实政治使他绝望了。陶渊明一生曾任江州祭酒、参军、彭泽县令之职, 官场周旋十数年, 经历了三仕三隐, 最终在彭泽县令任上他因不愿“ 为五斗米而折腰”而辞官归隐。陶渊明对于儒家治世的社会理想从未改变过, 但是在令人绝望的世风下, 在艰难的生活中, 只好痛快饮酒, 才能不枉此生。可以说，在“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渊明是留恋官场的，并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仕而归，归而仕，在五次反复中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信念。他的最终归隐，实是屡次受挫后的无奈选择，这种归隐的背后，不是飘逸潇洒的风度，而是理想破灭的莫大痛苦。

（三）陶渊明与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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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是自然的理性化思想：生活俭朴、思想天真、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这一切与陶渊明的自然观恰恰不谋而合，他的为人处世与诗歌作品，可谓把道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陶渊明的“自然”指的是抱朴含真，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即“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他的“自然”首先表现在他的诗歌作品的语言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锄禾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无一语不天然，清新如甘泉。陶渊明的自然本性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情真意切的。缕缕炊烟，萋萋芳草，浓浓香醇，涓涓细流都成为他情不自禁的理由。更有那种“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于子俨等疏》)”的农村人看来平常的“神仙境界”，这一切怎能不让诗人留恋自然、贴近自然？这便是一个道家的陶渊明，一个抱朴含真的陶渊明！“当儒家的济世之心在黑暗时势中不得所用时，他就返归田园，返归自然，寻求精神的自由。”道家主张顺应自然，陶渊明受其影响，性情恬淡，“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有琴有书，载谈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在《命子》里说祖父陶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称赞他功成后的身退，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身退”的向往。崇尚自然也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他希望返回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污染的天真状态，所以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则抒发了重归大自然的喜悦。陶渊明的“自然”不仅体现对归隐田园的向往，而且表现为与自然景物物我合一的和谐状态。道家认为“道”形成万物，又是万物的归宿，所以物我都是道的物化现象，本体上是一致的，庄周梦蝶就是物我浑然一体的“物化”。陶诗中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单纯的事物，而是融合诗人主观感情与体验的与诗人融为一体的特殊意象。总之，陶渊明无论其归于自然及放达的人生观，还是似乎信手拈来不事锤炼的诗歌语言，都闪耀着其道家思想天然本色自由的光芒。

《闲情赋》是陶渊明一生心理历程的再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深厚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使他始终在反省自己，在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探求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可是，黑暗混浊的社会又使他无法走出自己，更无法超越自己，无法走出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编制的那个巨网，只能在“有为”与“无为”的漩涡里徘徊、周旋。文中对美女至诚至热的追求已经诚惶诚恐的心理描写，折射出他青壮年期欲有所为、欲有所求，欲让明君赏识而不得的无限失落。明君不再，知音难觅，只好回归田园， 自我安慰、自我满足、自我沉迷，坚守自己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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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道思想的完美融合

“外以儒行修期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陶渊明的身上同时有儒道两家的影响， 但他对二者都是有所择取，而不是全盘接收。如儒家轻视农耕，孟子曾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但陶渊明却投身到农耕生活中，“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徜徉在儒、道之间，汲取了两家思想的精华。当然，儒道两家的对立也使得他在矛盾中挣扎，但他却又能对此进行调和，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哲学。

（一）“隐”非隐

“提及陶渊明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作为纯粹隐士的代名词，曾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篇，可谓深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是故，每每说到陶渊明，就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想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那种不问尘俗世事的清醒与潇洒。”在许多朝代，人们几乎都把陶渊明当作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形势的第一隐士、“隐士之宗”，事实上并非如此。何谓“隐士”？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其条件，首先应当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鉴于此说法，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并不可皆称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就是说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换句话说，有才能、有学问、应当官而不去做官的人，才叫“隐士”。 据资料记载，陶渊明出身于东晋一个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决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对政治和朝廷漠不关心。陶渊明的这种隐居，显然是因天下“无道”才隐的，并没有完全完全超越现实和政治。他笔下的人间仙境桃花源，何其美好，何其诱人，不就是他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试想，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他还需要隐居吗？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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