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考核资料

1.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本书是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作，也是战后引证率最

[1高的四部政治学著作之一，获奖无数。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之一、政治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她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作品有：《大城市的政策模式》等作品。目前，该作者主要致力于有关小型渔场、灌溉系统、牧场、森林以及其他共投资源的利用等共同财产制度的研究。[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学家，一生著作等身，而这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在搜集大量经验案例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的政策问题。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交代关于公共事物治理的传统模型，并对其的适用性进行评析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指出其中的困境，并设计研究该问题的框架；针对提出的问题，搜集正反两种案例，分析其中有助于困境的的解决以及导致困境的各种变量，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根据经验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传统上，公共事物治理问题通常都可以归为三种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基本思路类似，系指人都是理性的，但单个人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人的自利动机，当然还包括信息的不完备、缺乏沟通以及监督不利等。但是这三个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现实中尽管有接近这些模

型的实例，但通常情况下，现实生活并不与之符合，如果政策人员简单的运用这些模型进行政策分析或政策制定，则会产生理论与现实不符合的后果。作者对其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于是就有对其进行改进的必要，也就是通过增加符合现实的变量，使其更符合现实的要求，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完善的基础。奥斯特罗姆选择公共池塘资源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其研究范围限定为小规模。她在批判传统的集体行动困境的两种解决方法（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即私有化或者实行中央控制）的基础上，提出公众内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难题，即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因为这些措施在力图解决个人自利动机和搭便车心理的同时，也同样会产生这些问题，即二阶困境，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后面的成功案例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研究框架，指出要改变单层次的研究方式，而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多层次，研究占用和供给问题，与此同时，提出现实场景的选择依据，即通过选择成功与失败的正反案例，找出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变量，并解决制度的供给难题。 接下来就是对案例的分析，这些案例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高山草场、灌溉制度、渔场、水利等问题，尽管存在具体形式的不同，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公共池塘资源问题，这是一种可以被公众单独享用的公共资源，在所有权上具体公共性，在使用上则是典型

的个人受益，并且对其使用的限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使用达到一定限度后可以看作是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因而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半公共品。正是因为它的这种性质，使得这些案例中的成员都有滥用资源的趋势，这在那些失败的案例中成为现实，而在那些成功的案例中则没有实现。对其原因的探寻正是接下来三章所要做的事情，正如作者所说的，“提出复杂变量作为分析框架而不是作为模型的原因，准确说来是因为无法在一个模型中容纳下此等复杂的情形”，也就是说最终作者只找到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变量，而不能穷尽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原因。通过比较这些成功的案例，作者归纳出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中所阐述的七项设计原则：清晰界定边界、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简单的说，就是要求组成由社会成员组成的合作组织，并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和场所，在这个组织中可以明确成员的资源所有权和数量，同时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而经验证据也证明，那些失败的案例无一不是没有达到这七项原则，并且基本上都是仅拥有三项或以下，还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案例表明，一些地方虽然具备了大多数原则，但仍然导致失败，这可以被归为脆弱的制度。要解决监督，首先需要具有可信承诺，而要获得可信承诺，则必须解决制度的供给问题，第四章的案例主要反映的就是制度供给问题，作者介绍了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从这关于雷蒙特领域、西部和中部地区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人们在组织者的领导下，

通过将现有规则的预期受益和成本的净流量与替代规则的预期受益和成本的净流量进行比较，做出进行制度变迁的选择。但是，制度变迁在现实条件下仍然不是单纯的内部问题，它还与外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由于内部因素的难以测量，使得不得不转向对外在环境的研究。在最后一章的总体分析中，作者指出，有关收益、成本、共有规范和机会的数据所组成的总和变量很难被记载下来或者有效的收集，因此就必须转向影响这些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应该看到，促进型体制对占用者采纳增进共同利益的新规则较之冷漠型体制有着更大的作用，这正是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之所在。

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对三个理论模型的修正，为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可操作性。当然，这项研究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对促使社会集体成员组织起来的心理因素的分析显得不够，同时，作者在探讨成员间合作时曾提及“社会资本”的概念，但却没有深入研究下去，使得本书没能发掘出促进社会成员间相互合作、增强信任的这一重要变量。当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作者以后的论文中已经出现。

2.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且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

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该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回答各种批评。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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