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闻反腐”的伦理困境研究

彭华新

【摘要】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成为反腐利剑，“网络反腐”也进入了学术界视野。然而，我们必须反思一个现实，即报纸、电视等传统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延伸至“反腐”领地时，往往选择性失明，从而产生“新闻不反腐”的伦理质问。从媒介伦理出发，可以发现传统新闻在“反腐”中陷入重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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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反腐 新闻伦理 网络反腐

本文的“新闻反腐”是指传统新闻在政府层面的反腐工作中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提供线索、交代证据、制造话题、掀起舆论等手段来引导或协助政府反腐工作。要理解这一点，还必须厘清以下几个相似概念：第一，新闻反腐与网络反腐。二者是沿着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衍生出的两种媒介反腐轨道，在话题上相互借用，但在话语中相互排斥，民粹话语和权威话语格格不入；第二，新闻反腐和新闻界反腐。新闻界反腐是针对新闻工作者违反职业道德而开展的反腐工作，二者属于反腐主体和反腐客体的对应关系；第三，新闻反腐与反腐新闻。反腐新闻是以通报贪腐官员、揭露贪腐现象、质疑贪腐问题为主题的报道形式，其中的“反腐”是内容，而“新闻反腐”中的“反腐”是目的，也可以说“反腐新闻”是“新闻反腐”的手段。

一、生存困境：“新闻反腐”在我国的现状

贪污腐败是公权力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比如我国学者王沪宁对“腐败”的解释均围绕公共性展开，“第一种是以公职为轴心的定义，即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第二种是以市场为轴心的定义……第三种是以公益为轴心的定义。”①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逻辑出发点正是“维护公共利益”。理论上，新闻媒体理应对“腐败”这种公权力行为“零容忍”，因此本世纪初有学者给“舆论监督”下的定义就是专门针对腐败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公民）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进行的监督。”②然而在实践中，新闻对“腐败”的监督却受多方掣肘，以下三种基本可以概括当前“新闻反腐”的生存困境：

1、通报式报道：宣传对新闻的功能僭越

新闻并非积极的“反腐”工具，而是跟随于政府脚步亦步亦趋，通报各级纪委的反腐战果，这是当下新闻反腐的现状之一。“媒体独立发现、独立调查的问题人物非常少。如，我国新闻媒介对违纪违法官员的报道是紧随政府反腐进程的，相对来说，媒体通过媒介监督发现、揭发的问题官员极少。”③我国的办报实践借鉴了前苏联报刊思想，结合了自身经验，最终形成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传统新闻观念，在这一观念引导下，传统新闻将落马贪官当成政府工作的“战利品”进行“正面宣传”。

“丧事当喜事办”的报道方式将传统新闻推入伦理质问，“尤其是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对典型报道、歌颂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的传统新闻报道观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④

2、调查性报道：触碰权力的权力缺位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目前现状是新闻单位缺乏监督平级或上级公权力机构的权力。因此，我国现阶段“新闻反腐”中的调查性报道，主要是上级行政属地新闻机构对下级属地公权力机构和官员的监督。尽管如此，此类调查仍然受到权力网的制约。首先，对记者的调查权力缺乏制度性监督，因而易于导致调查权失控；其次，下级公权力机构和官员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具备往上级公关的能力；再次，对于尚未进入公众视野的贪腐问题，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具有极大能量，束缚调查性报道的话语权施展。

3、解释性报道：“事后孔明”的生存法则

在“贪官”身份得到官方证实前后，有一个奇特景观，即传统媒体的“变脸”，如2014 年3 月22 日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被中央纪委公布“严重违法违纪”当天上午，当地党报还刊发其署名文章。在后来几天的报道中，报纸又不遗余力谴责和披露其贪腐细节，似乎对案情早已了如指掌，立即从“捧拥”变为“棒杀”。此外，“新闻反腐”的解释性报道存在“私德归罪”的倾向，将官员走向腐化的原因归结为迷失信念、丧失理想，混淆职业公德与个人私德，从而绕开了对普遍规则和公共制度的追问。

二、身份困境：“新闻反腐”中伦理主客体的重合

1、伦理主体：“报道者”的职业道德与“反腐者”的社会正义

伦理主体也称为道德主体，“对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来讲，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主体”⑤。新闻反腐在我国的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类伦理主体：

传播主体的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这里的传播主体主要指传统新闻采编人员，其伦理主体身份明显，在“新闻反腐”中往往是道德宣讲者或道德评判者。附着其身的伦理有两种，其一是职业道德，其二是社会公德。传播主体既要遵守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的道德规范，同时又要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二者必须同时兼顾，维持平衡。

源主体的道德挟持。“新闻反腐”最大的功能在于揭露和质疑，其中的逻辑起点是新闻源的线索提供，因此，新闻源在反腐中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也正因为此，源主体身份总是居于道德制高点，决定批判方向、挟持道德走向。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源主体并非一定是正义凛然的“圣斗士”或苦大仇深的“受害者”，而有可能是“被反腐者”的同僚或竞争对手。这就给源主体身份披上了虚伪的道袍。

控制主体的道德牵引。“官德”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者的道德”⑥，这种道德对社会各个领域都具有统筹和牵引的能量，对社会公德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对新闻媒体更具有深刻影响，因而成为控制主体。“官德”对新闻反腐具有促推和规劝双重功能。在倡导政清官廉的政治氛围中，新闻界对反腐话题的关注尤为密切，新闻反腐的进程获得推动力。而当媒体触及到具体官员的采访中，官员又会规劝新闻“应多传播正能量”。

2、伦理客体：“反主为客”的道德身份

“官德”的“反主为客”。如前文所述，“官德”是新闻反腐的一种主动牵引力，伦理客体的探讨中，“官德”身份转换为一种被批判的对象。随着反腐工作的演进，政府形象、官员形象受损在预料之中，受众理所当然地将落马官员形象替代宏观意义上的政府官员。当今的新闻反腐并非一种单纯的“反贪官”新闻，而更多的是从理性层面反思遏制滋生贪腐的土壤，设计监督贪腐的制度，比如反对官员食品特供制度，反对官员使用机场贵宾通道等，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反的不一定是具体的“贪官”，而是抽象的“官德”。

受众的“反主为客”。在一般意义上，受众属于“收受主体”身份，而在新闻反腐中，受众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伦理客体，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民德”。对“官德”的驯化，同时也是对“民德”的教化，打破了日常生活中时时需要“走关系”的潜规则，让受众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了绕开“官德”所设置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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