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迪式”反腐的新时代(2)

在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的运作常常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滥用职权或谋取私权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现代化过程中，印度的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也成直线上升趋势。

1995年，《印度时报》的调查显示，98%的政治家、97%的警察、88%的公务员、80%的律师、76%的商人、69%的银行职员、66%的法官、55%的编辑、43%的教师都存在腐败行为。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经痛心地指出：“国家拨给穷人的救济和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中只有]5%能落到实处，其余85%全被截留。”

2005年，根据《印度腐败研究2005》的统计，印度公民每年对11个公共服务部门的行贿金额高达2106.8亿卢比。另外，根据”透明国际”2005年腐败指数的排序，印度在全世界159个国家中排92位。印度的腐败指数在2.5～3.5之间，属于严重腐败的国家，而印度的清廉状况比60%的国家差。

2011年1月17日，14位印度社会知名人士在致国家领导人的联名公开信中直言，腐败作为印度的“治理赤字”，正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印度必须以“紧迫感、决心和战时体制应对这种病症”。正因为如此，印度从多方面加强了反腐败措施，其中在立法与机构设置方面尤其凸显了印度反腐的巨大努力和坚定决心。印度非常希望能以此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注入清廉的活力。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享廷顿认为：“某一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亨廷顿曾对不同历史时期英美两国的腐败状况进行过考察，他发现，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腐败现象就特别狷獗，社会的腐化程度也最为严重。

也许，现在的印度社会将反腐的重托寄予了现任总理莫迪。清廉、反腐是莫迪受到印度人民拥戴的主因之一，他曾说：“我单身，也没有家族牵绊，何必要贪腐。”他上任后，要求公务员不能将亲属纳入私人职员，不得将合同授予亲属，切断由于裙带关系而盘根错节的贪腐恶习。在印度中央办公区域，过往午后有相当多的公职人员在这里野餐、闲聊，但他们现在都在办公室里，莫迪上任后，采取了密码和指纹系统来监控公务员的工作绩效，并将决策权力下放至各级官员，实现他所说的最小的政府和最大的治理的目标。

（作者单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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