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一浮“以诗为教”的人生哲学(2)

　　二、诗以说理

　　马一浮曰：“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云，唐则摩诘、少陵，具以气韵胜。”{11}马一浮认为，诗以说理为最难，相较于诗以道志之纯粹的自然感情之流露，诗以说理则需精、微、细。诚然，此三者之差别，确于言语中难分难辨，只能寻索诗人运笔行文时之每种感悟，能体察其中奥妙者，功夫不会落于古之巨擘。故晓理而懂精、微、细者，必于字处用力，正心以诚其义也。

　　精者，诗中处处见其功夫，须每字求其懂，言之精者方为诗。马一浮说：

　　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12}

　　须多读古诗，选择一两家专集熟读，字字求其懂，乃可触类悟入，知古人作诗有法度，一字不轻下。{13}

　　微者，诗中言说之讲究，需清楚明白，求于每处之严谨，行墨落笔，思量而定。细者，在于行文章法之间，选句清新、格调讲求、句法变换，“细”字功夫虽难，然能具以上几点亦始得。诗以说理，能做得“精”“微”“细”，才可谓赋诗以理。而“说理”与“言志”相同，最后亦需返达于仁。然，达于仁当之何如？曰：知习“六艺”也。能知“六艺”之原本，能习“六艺”之精髓，放眼人类文化之交融，回归本心之善存。此种思绪的游弋，是马一浮对儒家文化于时代背景下的深刻体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思想根据归本于“仁学”的把握和体用上，“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一也。学是知仁，道是行仁。今治六艺之学为求仁也。欲为仁，需从行孝起。欲识仁，需从学诗入”{14}。此为马一浮对于求仁治学功夫论之旨要之所在。学仁，亦是知仁，知仁则需从学诗入门。又有：“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15}，人之有感发兴，而道于至志，则是道志以诗，其为用；人之自感兴起，而道志于心，则是诗以道志，其为体。此二者体用之内在关系，皆现于诗，融于言。此谓自感、感人之体用。故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皆无有先于诗之用。研学“六艺”，必先从学诗开始，学诗的目的是学习如何抒情发兴，将自身所证得的感悟赋予诗中，萃其文字，锻其精旨，凝其神韵，研其志寓，沉心静气，而后挥毫行文。诗应心，心应道，道应天理；天理育仁而生于心中，发用于德而广施生生，生生以为礼而乐于教，教而化之是为大善大德也。故曰：

　　诗中着议论，用义理，须令简质醒豁与题称。虽小篇，亦当步骤谨严。{16}

　　所言之志、所说之理，在于以小见大，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化繁为简，在于微言大义。以诗言志、以诗说理不必冗长赘述，需拿捏心中之大真大善，把握诗之神韵，须直指天理之穷极之处。

　　例如《题〈击壤集〉用人字韵》（1941）：

　　盘马弯弓足四邻，度阡越陌更无亲。九州有虎畏行路，六籍成灰甘醉人。吹剑惝然闻伐国，栽花偶尔当留兵。暮年诗思多萧瑟，输与尧夫一段春。{17}

　　此诗，前两句以说事言理自喻，其后则承前两句，层层辄进，诗律甚细，可以此诗而悟律诗之法门。故以此诗为例，假之以悟诗中“说理”之“超秒”。能达“超秒”之境者鲜有，多是无意而为之。

　　“说理”亦先自有悟处。马一浮云：“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论者言颜诗如‘错彩镂金’，谢诗如‘初日芙蓉’。”{18}“有感”于“道志”与“自悟”于“说理”自有异曲同工之妙，然细细研读，两者之别确为显著。首先，“有感”乃因史，“自悟”乃因玄；其次，“有感”与“自悟”虽皆为本心之所发，但其所发的功夫相去甚远，一者为应景、应事而发，人之主观作用对象是外物；一者为应心、内观而发，人之主观作用对象是本我。一内一外，一里一表，实则正反向印，离而不分，合而不同。故道志需有感，说理先自悟。

　　诗中之理有大有小。大者，一切法界；小者，当下之生妙事物。马一浮云：“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19}诗能融理之大者，皆凭诗人胸中所容之义是大是小。故又云：“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20}在此，马一浮肯定了诗中所存理者，为大者善。古人多取大义，今人多取小义。小义和大义并非有高低、优劣、好坏之分，马一浮之意，是强调大义和小义的重要性，而非抒发大小义之等级差别。诗之胸襟与魄力，是为大义；格律、神韵，是为小义。大小之义皆备，四种乃足，才可称之为形神具齐，盖论及何谓好诗，则理应如此耳。“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21}此处，马一浮把今人、古人做了个对比，今人之所以多小义者，因其感之浅、见小。归其究竟，只是胸襟、魄力的局限性。夫若我之所感同古人之深远，我之所见同古人之真切，则发而为诗，其义却不可追古人？如此自然能做到，而却非易事耳。今人之缺，非外在强加使然。正是内在之仁心不全，以至于诗志不全；诗志不全，则境界不高。境界落了，自然无法达到古人之胸襟、魄力。正所谓，人心不古，便与之相契矣。马一浮曰：“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22}故作诗必先志于道、依于仁，此为诗教之根本。其效果表现为境界的提升，故有见者大、言者远、积者深、发者厚。善诗者，言近而指遠，名小而指大。心通天地，可动天地之本身，情至通鬼神，而可感神鬼之愫真。因此，心中存仁者，其心志之大，可通天地、感鬼神，上达于天命（天命是谓性，性自命出，情为性之用），下通于人性。心为本，仁存于心，以善为其真实体现，而后流于言表，发用为诗。诗传，教化之用，于他者之心中亦能引起共鸣，仁者之心同也，而后自然天下太平。所以，“一心”不仅仅指向个人之内外合一之心，亦涵盖他人之善、他人之真。人人之心，其本质一，而其受个体不同之约束所致之物质与精神上的隔阂可解。这种过程，于马一浮处，即是诗发挥其理的过程。诚如诗者，志也。而理者，亦志也。我心之理为志，于他处看其实，则为理。志与理，既为内外表里，又无他我之别。诗存理，亦有志，志之所在，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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