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反映了个体生活体验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塑造出一群血肉饱满、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黑即白，这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标准显然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读者的心理预期，也不能适应文坛对于优秀作品的要求。因而，“东征”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带有鲜明而又复杂的特征，很难有一个标准来对他们的善恶是非进行判断。例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善一恶，一正一邪，然而白嘉轩——乃至于被视为“圣人”的朱先生也未尝没有过欺压田小娥冤魂的行为，相反，鹿子霖对孙子的照顾则处处体现出一位祖父的慈爱之心。同样地，《废都》中的庄之蝶在人前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他对周敏等年轻人的提拔和优待也体现出长者的温厚。至于《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他与好友之妻黑白氏的偷情行为、他休掉发妻灯草的“负心”之举，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正面人物应有的行径。笔者认为，优秀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而只有，也只能有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三、陕西文坛的崛起与长篇小说的兴盛
通过“东征”，原本渐趋灰暗的陕西文坛得以重振，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陕西作家从此开始正式以光荣的姿态进入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视野中，并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东征”的“三驾马车”中，《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而《废都》的作者贾平凹也以另一部长篇小说《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加上此前已获茅奖的已故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而此次“东征”在实际上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陕西文坛在静默的发展中最终成熟，并借由九十年代文化与市场相结合的重要契机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中。这对陕西文坛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依然潜藏在民间进行文学创作的青年给予了重要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作为当代文坛上再也不能被“复制”的文学现象，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无异于一阵西风，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陕西作家的成功同时也刺激到了其他省市的作家，这一刺激的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界迅速衍生出相当一部分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上来看，前三届的获奖作品如今读来在文笔上、内容上都稍显稚嫩，并没有体现出大气和成熟。而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无一例外地或以其叙事之宏大，或以其表现手法之独特，或以其思想内涵之深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持久的回味。这些也许都得益于陕西作家这一次“东征”的刺激。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将纯文学从精英阶层的小圈子里释放出来，走向了普通大众。从而使这种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大众文化的平面化、肤浅化、庸俗化问题随之而来[4]，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不再高高在上，而真正地成为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是“陕军东征”带给中国文坛的深远影响。
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新颖却又不乏对传统的继承的创作手法，将长期以来未受关注的陕西文坛推向了广大的读者。陕西作家所进行的对个体体验的真实表现，也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同时，在陕西作家崛起的刺激下，中国文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总而言之，“陕军东征”也许难免有它所引发的消极一面，但总整体上看，这一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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