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健全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例如,为了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逐步放宽对公路、铁路、航空、航海等运输市场的管制,1977—1978年制定“航空规制缓和条款”,1980年提出“铁路和汽车运输的条款”,1984年制定“航空条款”,1991年颁布《多式联运法》大力促进多式联运的发展。在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个人隐私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外,在促进商务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或专业资格认证程序,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务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运作的规范化。 二是行业协会的协调和规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离不开服务业竞争力或者辐射能力的提升,而各种行业协会则是完善服务业市场管理和强化服务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例如,在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方面,物流协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物流协会不仅协助政府做好物流规划、制定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同时还开展物流研究,指导行业发展,举办交流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各种专业培训,为物流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此外,还有很多协会在不同领域促进产业间的互动。 三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引进。产业间由低水平关联到高水平关联的演化,离不开高层次的人才。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以保证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大量的专业人才。 四是基础设施的支撑和辅助。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同时也是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和“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的倡议,旨在建立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并通过卫星通信和信息平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和发展。 (2)中国长三角:制造业持续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在全球化分工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制造”的低端繁荣为经济快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资源总量稀缺与利用效率较低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制造业持续强化和生产性服务业亟待发展的高度重叠局面下,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环境存在诸多不足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低端繁荣,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受竞争环境和自身素质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采用传统以至陈旧的生产模式,竞争策略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工业企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外包项目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外包服务不多且涉及面窄。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来说,由于劳动用工体制僵化,业务调整和人员精简还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对外包服务需求不足,也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相对滞后。大多数地区缺少系统性的生产性服务业规划,少数先进地区虽有生产性服务业专项规划,但产业规划导向和实施力度不大,尤其是产业投资、产业布局、产业技术、市场准入等政策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三是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功能布局不尽合理。长期以来,由于在战略上没有充分重视城市对工业发展的聚集和支撑效应,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进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节。2004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1.0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4—2.5的合理值。城市功能方面,各城市互设壁垒、低效率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也出现了工业领域的“顽症”——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 三、国际国内经验对辽宁的启示 辽宁省是我国北方的工业重镇,也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的核心地域,历史上依靠计划经济时代雄厚的传统工业基础,辽宁工业曾取得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辽宁工业与我国东部沿海先进省市的工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这种差距集中表现在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在资源和效率上的差距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而其重要背景则是“后工业化时代”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不断要求。 近年来,辽宁依托产业基础、土地储备、区位布局等比较优势正成为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国家也明确提出要将辽宁建成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在国家战略及政策的牵动下,辽宁装备制造业实现了大发展,并已成为辽宁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目前,辽宁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集聚态势尚未明朗、自主创新水平较低、核心竞争力欠缺、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等瓶颈问题,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装备制造业的滞后发展是深层的内在矛盾。因此国际、国内相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经验对辽宁工业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都存在重要的借鉴意义。 1、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存在必然性 辽宁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规模庞大,其自身存在着扩大专业分工、延伸产业链条、调整结构布局和整合优势资源的内在要求,同时国际先进装备制造业向辽宁沿海地区转移的形势日趋成熟,因此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面临巨大的内在分化和外在市场需求。 2、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 辽宁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弱势不是因为其生产规模、资源总量,而实质是在生产组织、资源效率和创新能力上的落后。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投入,特别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生产性服务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最优途径之一。 3、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必由之路 辽宁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传统制造业仍占据工业主导地位,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传统装备制造业的改良升级需求已经日益凸显。因此,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高度的时序重叠,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也正面强化了这种重叠的必然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既是辽宁工业振兴进程面临的挑战,也是辽宁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而国际、国内经验已充分证实,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前向、后向联系。 4、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发展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融合提供契机 目前辽宁经济发展存在以“沈阳—大连”核心城市为轴的双核驱动特征。一方面,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具备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双重优势,另一方面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也面临装备制造业基地外迁、辐射周边及腹地经济和自身城市空心化等压力。辽宁“五点一线”发展战略规划也体现出辽宁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融合发展的鲜明方向。国际、国内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集聚性、扩散性等区位特征可以有效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速融合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生产性服务常在大都市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类似,都具有集聚经济的特征,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城市化经济,即城市规模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成本相应下降。 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必然集中在制造业周围,二者并非地域上的相互依赖,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满足金融和商业流通的需要,并不以制造业为中心,当制造业集聚的规模效益达到临界而转向扩散和衰退时,生产性服务业并不随之扩散或消失。 5、突破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低效平衡是互动发展的关键 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仍处于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投入、资源投入的传统模式,资源依赖性高,智力密集度低,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少,生产性服务外部化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辽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并受到相关政策、基础设施、人才等因素束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难以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低成本的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形成了关联度不高、互相制约的低效平衡,成为两者实现共进互动发展的最大羁绊。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之间形成的低效平衡,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工业化进程与信息化进程重合的跨越性发展国情相关,也与辽宁工业发展历史上相对较深的计划经济残留体制性束缚相关,因此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自然性互动发展,以市场规律和政策性手段打破这种低效平衡,是基于我国国情促进二者互动发展的全新课题,也是辽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实现互动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J].经济研究,2008(1). [2] 徐从才、乔均:生产性服务业是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的保障[J].中国流通经济,2006(2). [3] 傅京燕:国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J].未来与发展,2008(3). [4] 叶振宇、宋洁尘:国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及其对滨海新区的启示[J].城市,2008(9). [5] 包晓雯、曾刚:北美大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研究述评[J].城市问题,2008(12). [6] 邱灵、申玉铭、任旺兵: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研究进展[J].世界地理研究,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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